从此，七月一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每年“七一”，各地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
一九六○年，当韦慕庭见到那尘封已久的陈公博在一九二四年写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感到困惑。韦慕庭写道：
“现在中国共产党把七月一日作为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建立的日子来纪念。但对这次大会实际上何时举行来说，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说是五月，有的说是七月。陈公博写他的论文时，仅在他参加了这次大会的两年半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在上海举行’。”
韦慕庭为陈公博的论文写了长长的绪言，内中专门写了一节《大会的日期》，引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还有英国、美国、苏联的各种文献，对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进行一番详尽的考证。韦慕庭得出结论，认为陈公博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到七月三十日结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起止日期”。
只是“近乎”而已。至于精确的日期，这位美国的教授无法确定。
韦慕庭的绪言在美国发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们并不知道韦慕庭的考证。
北京。革命博物馆。李俊臣在工作之余，正在那里通读《新青年》。
一九六一年，当李俊臣读着《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时，对其中陈公博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产生了很大兴趣。
虽说此文是一九二一年八月的文章，发表已四十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读过它。可是，文中的“密码”，一直没有被破译。当李俊臣读此文时，才辨出文中的“暗语”。
陈公博写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
乍一看，这是一篇普通的旅游见闻罢了，四十年来谁都这么以为。然而，李俊臣却联想到中国共产党“一大”，顿时眼前一亮：
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之类，纯属遮眼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
此文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第六部分：聚首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2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文章，是陈公博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时写的!只是因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不便点明中国共产党“一大”，这才拐弯抹角，故意指桑为槐。不过，文章毕竟记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实。由于此文写于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因此可以排除那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李俊臣当时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写道：“我认为，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参考资料，颇具史料价值。”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七月十四日，抵沪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七月二十二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在七月二十二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因为第九卷第三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发行”，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在七月一日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呢?
不过，考证了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八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疑义。
以后，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从文中提及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指共产主义小组)在“去年”成立，而文章又记述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经过，表明此文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写的。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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