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听了卢植的这一番话，大怒，宣布散会，准备把卢植抓下去杀。蔡邕与议郎彭卓二人，都劝董卓不可如此，他们说：“卢植是一位大儒，声望极高，倘若杀了他，会惊动全国的人。”董卓于是便仅仅免掉卢植的官。卢植也就离开洛阳，去了上谷郡作隐士。
第二天，甲戌日，董卓又召集百僚开大会，再度提议废掉少帝，立陈留王。他同时逼迫何太后颁下策书，说“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这时候，太傅袁隗，已经被董卓派人说通。袁隗扶了少帝走下大殿，把少帝所佩带的皇帝玺缓解了下来，交给九岁的陈留王。袁隗随即又扶了陈留王上殿，就皇帝位。
在场的大小官吏，没有一人敢像昨天卢植那样，慷慨陈辞。《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为了此事曾经与董卓有过争论：董卓说：“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袁绍说完了这句话，便“横刀，长揖，径出”。
袁绍与董卓的争论，倘若有这回事，那是在第二次百僚大会以前。袁绍在争论了以后，当天便离开了洛阳，奔向冀州（河北）。
董卓很笨。昌思勉批评得好：为了替国家选一个好皇帝，董卓是可以原谅的，然而他无此权力，也无此声望；为了替自己篡位或揽权铺路，董卓那就不免是自找麻烦。一个糊涂的少帝，要比聪明的陈留王容易驾驭。董卓应该先把中央政府弄好；想废立，等待将来不迟。
东汉末年朝廷的大患，是宦官把持政权。董卓到达洛阳之时，宦官刚好已被杀尽。而且，外戚也完了。董卓如肯向好里做，是十分容易收效的。他似乎除了这件废立之事以外，也颇像是有心做好。他起用了很多好人、文人，又替陈蕃、窦武等人“翻案”。他提拔蔡邕，也擢用了韩馥、刘岱、孔伷，叫这三人分别为邕州牧、兖州刺史、豫州刺史，荀爽是一位布衣处士，董卓拜他为三公之一的司空。其他两位三公，司徒杨彪与太尉黄琬，也均是一时之选。刘表做过何进的幕僚，董卓于废掉少帝，杀了何太后，与何家成为仇人以后，却敢于重用刘表，发表他为荆州刺史。
综观东汉一朝的权臣，没有人比董卓的机会好。而他，偏要把局面弄糟，糟到不可收拾。以伊尹、霍光自居，而给人的印象，是“又出一个王莽”。他作了不必要的废立，杀害无辜的何太后与少帝，引起全中国有识之士的不平，也给了反对他的袁绍等人以有力的借口。
董卓的另一串蠢事，是企图以官爵权位来收买袁绍等人，反而给了他们以“造反”的凭借。他以新皇帝（陈留王协，历史书上的汉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封为邟乡侯；拜袁术为后将军；以曹操为骁骑校尉。
袁绍后来就以勃海郡为根据地，叫东郡太守桥瑁伪造文书，用司徒杨彪、太尉黄琬、司空荀爽的姓名发表一篇檄文，申讨董卓“弒君”之罪。
韩馥本来是不想造反，而且也派人监视了袁绍的，却在接到三公的檄文以后，信以为真，转过来帮助袁绍了。
在汉朝的四百年历史之中，废立皇帝的事常有；而地方官起兵反抗中央的事不常有。
没有袁绍与桥瑁来发难，会不会有别人起而讨伐董卓，对董卓所掌握的洛阳朝廷来造反，实在是一大疑问。
当时，没有一位其他的太守或刺史，具有袁绍的号召力。袁家从司徒袁安开始，作了四代的三公级大官，号称“四世三公”（三公是司徒、太尉、司空。相当于西汉初年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袁家的门生故吏，在各州各郡做官的很多。袁绍本人又是风度翩翩的浊世佳公子，当过濮阳县县长、大将军何进的掾（科长级幕僚）、虎贲中郎将、中军校尉。
在宦官外戚之间，袁绍一向是与外戚比较接近。他和梁冀处得不坏，和窦武可算是生死之交，与何进又有了宾主关系。
当时一般的读书人，也大都是宁愿与外戚站在一边，而羞与宦官同流合污的。曹操亦复如此，虽则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董卓于废掉少帝改立陈留王以后，改次年年号为“初平元年”。这位陈留王便是史书上的献帝。董卓以初平年号放在灵帝的“中平”年号之后，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缺乏知识。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农历正月，袁绍等人的反董同盟传檄天下，声讨董卓；同时，动员了相当多的兵力，向洛阳进军。同盟的构成人员。依照《三国志》的（魏）《武帝纪》是：
后将军袁术
冀州牧韩馥
豫州刺史孔伷
兖州刺史刘岱
勃海郡太守袁绍
河内郡太守王匡
陈留郡太守张遵
广陵郡太守张超
东郡太守桥瑁
山阳郡太守袁遗
济北国国相鲍信
他们的兵，分别集合在河内郡怀县（河南武陟西南）、颍川郡阳翟县（禹县）、酸枣县（延津县北）与邺县（临漳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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