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回到洛阳，没来得及去邺县，在收到了孙权送来的关羽的首级以后，不久便旧病（头风）复发，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曹彰很快地来到洛阳，曹操已死。
替曹操办丧事的，是贾逵。曹彰问贾逵：“先王（曹操）的玺与绶，在什么地方？”
贾逵回答：“先王已经有了太子（曹丕）。玺绶在什么地方，不是（您）君侯所应该问的。”曹彰是鄢陵侯，所以贾逵称他为“君侯”。
曹丕这时候不在洛阳，在邺县。曹丕的左右，有曹操留下的老臣华歆、王朗之流，叫曹丕不必去洛阳奔丧，立刻就在邺县行礼即位（宣布继承曹操的魏王之位）。这是很厉害的一着，消弭了其他王子的可能有的争位的野心。
曹彰向贾逵询问了玺绶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如此呢，是不是自己想继位为魏王？进一步说，曹操为什么要在病危之时，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是不是想叫曹彰继位？或是，如鱼豢在《魏略》里所说，“依照曹彰的猜测，曹操想改立曹植为太子。以曹植继位为王？
《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魏略》的说法“不足信”。卢弼举出《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一所保存的一条曹操的“令”。这一条“令”，是写给“子文”的（子文是曹彰的字）。令的全文是：“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宫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
我却以为《太平御览》之中的这一条“令”，也未必可靠。我怀疑这一条“令”，因为：（一）当父亲的很少不称儿子的名而称字；（二）曹操早就立了曹丕为魏国的太子，曹彰不是不知道。曹操用不着提起曹丕尚未封侯的事，用这一点事实，来证明曹丕是太子。当父亲的，想立谁为太子，就立谁为太子；已经立了谁，谁便是太子，当父亲的用不着向别的儿子解释，或提出什么证明。
《魏略》又说，曹彰向曹植说：“先王叫我回来，大概是想改立你为太子罢？”曹植回答：“你不可以有如此想法。袁绍的兄弟争位，你没有见到么？”
《魏略》这一部书，充满了这种“想当然耳”的谣言。《魏略》的作者鱼豢忽略了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与二十五年年初，早已对曹植失望，连一个“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的官职都撤销了，怎么会异想天开，又要把曹丕换了，改立这喝酒喝得烂醉的曹植？同时，曹丕在这几年以来，颇会装模作样，做出一副彬彬有礼、谨慎小心的姿态，已经赢得丁曹操的信任。
曹彰没有理由，对曹植特别好，对曹丕特别不好。他没有理由为了曹植而去伤害曹丕。
那末，他又为什么要向贾逵询问：“先王的玺绶何在？”我以为，他可能是自己想继位为王。曹丕当然很快就接到贾逵的报告。也很快就下令所有诸侯，包括鄢陵侯曹彰与临淄侯曹植，都各回本国（按照当时的制度，诸侯在所封的本国居住，“科禁甚严”。所谓“科”，是一条一条的规矩。例如，不得与别的诸侯有所来往或通讯，不得于未经请准之时，擅自进京或到魏国的都城邺县、求见皇帝或当政的“丞相、魏王”；也不得于言语上及行动上“非礼”。所谓“非礼”，包括喝酒过量，或酒后骂人，尤其是骂了“监国谒者”。监国谒者，在事实上等于是监视诸侯的“狱吏”，而诸侯等于是“待决之囚”）。
“封侯”，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一种享受！被光武帝封了侯的入，的确是活得很舒服。到了曹丕之时，这就不是滋味了。
曹彰在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丕继位以后，奉令去鄢陵县“就国”。在小地方当小诸侯（鄢陵侯）；正如别的诸侯一样，常常看监国谒者的嘴脸。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以十月为黄初元年十月。
黄初元年只有十月到十二月，一共不满三个月。
次年，黄初二年，曹丕升曹彰为鄢陵公。又一年，黄初三年，曹丕升曹彰为王。封在任城，称为任城王。任城是今日山东省的济宁县。
黄初四年，曹彰奉旨准许进京。当时的京城已是洛阳（以前魏王国的都城是邺县；汉献帝的帝国朝廷在许县。曹丕篡位以后，定洛阳为魏帝国的京城）。
曹彰留在洛阳京城没有多久，便忽然于六月甲戌日死在“旅邸”之中。
《魏氏春秋》说曹彰是气死的。说他来到了京城，而皇帝曹丕不召见他，他坐了冷板凳，气死。
《世说》有另外一种说法：他陪曹丕下围棋，在卞太后的小楼之中。曹丕请他吃枣子；在枣子里放了毒药。曹彰中毒，想喝水。卞太后叫人用瓶罐取了水来。曹丕却叫人把瓶罐打坏。卞太后来不及穿鞋，赤脚，自己到井旁去汲水，又找不到汲水的工具。于是，曹彰去世。
《世说》与《魏氏春秋》的记载，均很难是“实录”；至多是传闻而已。传闻未必全无根据，而加油添醋，势所难免。“想当然耳”更是千古好谈他人是非的人的十分方便的口头掸。
我却也并无为曹丕洗刷之意。只是觉得他仅有“罪嫌”，而无“罪证”，我们不可以轻易判他一个杀害同胞兄弟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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