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从陕县杀到长安。董卓的另一部将樊稠，也人了伙。吕布抵挡他们不住，离开长安，去南阳，投奔袁术。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的俘虏，与他家里的十几口人一齐被杀。
长安朝廷，靠了几位老臣勉强撑持。这几位，是先后担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录尚书事”的赵谦、杨彪、皇甫嵩、马日磾、周忠、朱儁。他们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为将军，总算换得了三个月的苟安。
在这三个月之中，倒霉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还有黄琬一家。黄琬是司隶校尉，在执行维持京师治安之时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队。
李傕自己于九月间兼了司隶校尉；同时，由普通的将军升为仅次于大将军的车骑将军。当时，朝廷中没有大将军；大将军不是常设的官位。
李傕而且“开府”，有了自己的机构，以前，只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将军偶尔也有“大将军府”。
李傕又获得了“假节”，得到皇帝所“姑且颁给”的“节（权杖）。这个节，类似明朝以后的所谓“上方宝剑”。
郭汜与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别取得了后将军与右将军的官阶；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开了府，他们三人的府，与“三公”的府并列，号称“六府”。他们三人“共秉朝政”，渐渐地不把“三公”看在眼里：只用他们自己的私人为大小官吏。
再以后，他们竟然把长安京城分为三个“防区”，各管一区，这三个区，没有一个区治理得好；他们三人的兵都毫无纪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隶。
张济的力量，比不上他们三人；只作了“镇东将军”，回驻陕县。
又过一年，到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对樊稠看不顺眼，于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杀了。他怀疑樊稠与凉州的造反首领韩遂有勾结（韩遂曾经伙同马腾在去年，打到离开长安仅有五十里的“长平观”，被李傕叫侄儿李利，帮同郭汜与樊稠，将韩、马二人的军队杀退，樊稠奉令追击，却在阵前与韩遂“骈马笑语”，叙谈凉州家乡的乡情）。
此后，长安城内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汜两雄。三雄鼎立之时，势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两雄，便难以并立。
李傕常常请韩汜去他营中喝酒；每次，郭汜都提心吊胆，怕做了樊稠第二。两人终于以兵戎相见，把首善之区的长安弄得鸡犬不宁。
自从董卓迁都长安，闭关自守以后，函谷关以东的州郡在贸易上早巳与关中的“三辅”隔绝。物资缺乏，物价高涨。况且，董卓已经用新铸的小钱，把五铢好钱赶出了市面！人民的困苦，没有李、郭二人的火并，本来已经够受，加上他们的火并，这困苦真是难以形容。杂粮久已高到五十万钱一斛，麦子高到两千万钱一斛。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不是一位喜欢过甚其词的人。他在《董卓传》的里面说“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李傕、郭汜二人打来打去，打到兴平二年，那原有数十万人的长安，破落到“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无复人迹。”
李傕把汉献帝从宮里接了出来，安置在自己的营盘里，杨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随献帝与伏皇后、宋贵人的车子，也进入李傕的虎口。其后，献帝叫杨彪与司空张喜、大司农朱儁等人去郭汜那里，劝郭汜对李傕和解；这些公卿也被郭汜扣留了不少。
献帝的左右，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同时，也升郭汜为车骑将军。但没有用，解决不了这两雄不并立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倚仗张济。张济从陕县来，劝他们和，也劝他们让献帝与公卿离开关中，东迁到陕县所属的弘农郡（弘农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灵宝县的境内，县城西南若干里）。献帝本人（这时候有了十五岁），也派人向李傕再恳求，求了十次。最后，李傕居然答应。
兴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献帝与公卿从长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坞营出发，郭汜与董卓的其他旧部杨定、杨奉、董承，都参加了护送的行列。张济也乘此回到他的驻防之地陕县。
人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达了新丰。
两个月以后，人马走近华阴之时，郭汜忽然后悔，想抢走献帝，杨定与杨奉和他打了一仗，将他打败。
郭汜败了以后，回长安，与李傕真正和解起来，而且约好张济，一齐对杨奉、杨定动手。
十一月庚午日，献帝与公卿的行列，走近弘农郡的东涧，被李、郭二人的联军追上，这一次，杨奉与杨定打不过他们，连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个，又死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杰、射声校尉沮儁。
杨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条计策：请来山西的大强盗李乐、韩暹，与归化的南匈奴左贤王（这位左贤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乐与韩暹是所谓“白波贼”的首领。白波与黄巾的性质，差不了许多。
李傕与郭汜打得了杨奉、杨定，却抵挡不了白波军与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着战胜的机会，赶紧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将献帝与皇后、贵人，及少数的随从渡过黄河，到河东郡安邑住了下来。河东郡太守王邑，与河内郡太守张杨，均对献帝及其随从表示欢迎与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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