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繇自己不久也得病去世。孙策听到消息，很有感慨，也很挂念刘繇家属的情形。恰好，王朗也来了信，恳求孙策照顾刘繇的儿子。孙策于是就派了太史慈去豫章，叫太史慈看看华歆如何对待刘繇的孤儿寡妇，也看看华歆在当地是否受到人民的拥护。
孙策而且给了太史慈一项重要的任务：收容刘繇遗留下的一万多人，包括军官与士兵。孙策告诉太史慈，刘繇旧部之中，凡是肯来的，一概收编，带回江东；不肯来的，绝不勉强。
太史慈把这三项任务，都办得很妥当。带了一些刘繇的旧部回来，他向孙策报告：他看到了刘繇的几个儿子，其中以十四岁的老大刘基为最好。他观察了华歆的为人与作风，认为是一个只想自保，不能进取的人。当地的人民对他很不服从；人民只肯纳税，而不肯应征当兵。
孙策很高兴，不久就向豫章进军。在到达距离豫章县只有几十里的椒丘之时，他派遣一位曾为吴郡功曹的虞翻，去豫章向华歆劝降。华歆对虞翻说：”我早就想摆脱这太守的职务，回北方家乡去休息了。孙会稽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走。”（华歆称孙策为孙会稽，因为孙当时的官位是会稽太守）
虞翻回报了以后，孙策就赶紧带了兵来到豫章县（也就是今日南昌）的城下。华歆毫不抵抗，亲自“幅巾奉迎”（所谓“幅巾”，便是头上只是戴了便帽，而不戴正式的冠）。他不方便穿了汉朝的衣冠，去迎接这位目无朝廷、公然并吞数郡的孙策。
孙策见了华歆，立刻下跪行礼，向华歆说：“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
华歆在当时，确是声望很高，与郑泰、荀攸等人齐名。他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在山东禹县西南），由孝廉而历官到郎中，一度退隐，被大将军何进征召为尚书郎；董卓依他自己的请求，外放他为今日渭南附近的下郢县的县令。他借此脱身而走，出了武关，到南阳，被袁术留住。他劝袁术由武关进军入陕，讨伐董卓。袁术只不过是想留下他，作一个点缀场面的花瓶，却没有兴趣听他那一套安邦定国的大计。华歆把讨伐董卓的建议向袁术陈说，岂不是白费？这正是孔子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初平三年八月，在董卓死了四个月以后，长安朝廷派来了太傅马日马日磾。马的任务是“安集关东”。所谓关东，指的是函谷关以东的各州各郡。马日磾把华歆从南阳带到徐州，叫华歆姑且做他身边的掾。“掾”在通常情形之下相当于处长、科长，也可说是随从秘书。
马、华二人在徐州接到了朝廷颁来的诏书，任命华歆为豫章郡的太守（显然是马日磾已经送上奏章，推荐了华歆。
华歆在豫章当太守，一直当到了孙策率领部队来到。
孙策待他很好，不把他看作一个来投降的部下，尊他为上宾，他也乐在江南优游岁月。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去世以后。曹操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孙权不想放他走。他向孙权说。“你留我在此，我便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无用之物’。你让我去许县，我就可以在曹公的身边‘为将军效心’。”孙权就放了他去。
华歆去了许县，被曹操重用，先以“议郎”的本职，担任“参司空军事”的临时性的差遣。其后一连做了尚书、侍中、尚书令；华歆而且在建安十八年曹操进军濡须口征讨孙权之时，当了“军师”。这便是华歆如何报答孙家兄弟二人的礼遇了；也是他如何实现对孙权所许下的“为将军效心”的诺言！
像华歆这样卖友求荣，令人齿冷的伪君子、臭官僚，能用小忠、小信骗取人主的信任，又能用小廉、小义赢得社会上的虚名的，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孙策真是看错了人。然而千古英雄，能不为小人所欺的，又有多少呢？
王朗是东海郡郯县人。东海郡大部分在今天的苏北，郯县属于山东。他当过郎中、县长，被举为孝廉，在陶谦那里当“治中”。治中是刺史身边最大的官，与“别驾”同为刺史的左右手。
董卓死后，王朗与别驾赵昱劝陶谦派代表到长安，向朝廷表示“奉承王命”。陶谦就派了赵昱去。朝廷很嘉许，拜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也把会稽太守的位置给了王朗。
王朗在（浙江绍兴一带的）会稽郡当太守，当到了孙策兵临城下之时。他与华歆不同。华歆在豫章立刻投降；王朗却不计成败，与孙策打了一仗。他败了以后仍不投降，乘船逃往东冶。东冶离开会稽很远，在今天福州的东北。
孙策亲自带兵追击，又在东冶打败了他。他这才服输、投降。孙策仅仅责备他几句，不加以杀害，让他在曲阿以平民的资格住了下去。
王朗在曲阿住了一些时候，也像华歆一样，被曹操征召了去，做官。但是他与华歆不同，没有怎样替曹操策划征讨东吴的事，虽则他也一度“参司空军事”（本职是“谏议大夫”）。他即使也像华歆那样，当了征讨东吴之时的“军师”，在人格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不曾被孙策下跪过，也不曾被孙权待以“上宾”之礼。
王朗后来在曹操那里所担任的工作，主要是在司法方面，官职是大理（等于清朝的大理寺卿）。作风“务在宽恕，罪疑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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