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孙瑜传》，没有一个字说到孙瑜有率领水军、进驻夏口，被刘备这样大张旗鼓来阻止孙瑜西上。
《关羽传》与《程普传》，不但不曾提起孙瑜率领水军西上，而且明明白白地记载了：关羽之接防江陵，程普之离开江陵而回任江夏太守，是在建安二十年夏天。当时孙权与刘备言归于好，把他们的荆州各郡重新划分，以湘水作为疆界，孙权把南郡送给刘备，刘备把长沙郡，加上桂阳郡，送给孙权。
这时候，张飞与诸葛亮二人均早已在建安十九年四月，与赵云离开了今天的湖北与湖南，进入了今天的四川，去帮助刘备打刘璋。
所以，《资治通鉴》的那一段话，极不可靠。这部《资治通鉴》，并非司马光一手所写，而是于他的校阅之下，“成于众手”。司马光虽则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历史家，校阅之时也难免有时疏忽，不曾注意到这段话所根据的只是一些传闻、野史。
事实是，周瑜在死前确有邀同孙瑜，去一起打益州的意思，并且孙权也允准了。然而，周瑜一死，这个攻取益州的计划就由于鲁肃并不赞成而作为罢论，孙瑜及其水军始终并未出发。
周瑜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冬天去世的；刘备应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孙权派水军到公安来迎接妹妹孙夫人回江东，也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刘备离开公安不久。
孙权对刘备第一次翻脸，是在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打败刘璋，夺得益州以后。翻脸的具体行动，是派遣吕蒙率领两万兵进入今天的湖南，而且同时任命了三个郡的太守以下的官吏。这三个郡，是长沙、零陵、桂阳。
刘备在荆州，原本只有四个郡而已；孙权一举而夺了三个，只剩下武陵一个郡未曾抢。他大概是因为武陵为公安城的所在地，有点不好意思罢。
孙权所想夺取的三个郡，有两个郡的官吏望风投降。这两个郡是长沙与桂阳（赵云这时候已经不在桂阳）。不肯投降的，是零陵太守郝普。
刘备在益州接到报告，认为事态严重，就亲自由益州赶到荆州武陵郡的公安城来。来到了以后，他派遣关羽率兵前往湖南，与鲁肃、吕蒙对敌。
孙权自己也从扬州吴郡的京县（镇江）来到了今天湖北嘉鱼西南的陆口，亲自坐镇，指挥前方军事；同时，派了鲁肃，带一万人进驻益阳。
在益阳，鲁肃与关羽两军相遇。
传奇性的“单刀赴会”，便是在这鲁肃、关羽两军相遇以后所发生的；但是其经过与《三国演义》所说，颇有出入；并非一个人叫周仓拿了单刀去赴会，而是双方的将领拿了单刀去赴会。所谓单刀，意思是不带部队前往。双方的部队，彼此停留在一百步的距离之外。
这样的一次“阵前会谈”，其结果是极难预料的。谈得好，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谈得不好，混战立刻开始。
鲁肃首先发言：“长沙、桂阳、零陵，这三个郡是我们借给你们的，为什么不还？”
关羽答复，“乌林之战的时候，左将军（刘备）身在行伍之间，和你们一齐出力，破了敌人，怎么可以让他徒劳，分不到一块土地？你这次来，难道是想收回土地的吗？”
鲁肃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刘豫州（刘备），是在当阳县长坂坡。当时，他的兵，数目及不上一个‘校’；他本人而且在打穷算盘，想到很远的地方去逃难（到今日的广西梧州，找苍梧太守吴巨）。我们的主上（孙权）同情他无所依靠，就不惜花费物力、民力，让他有个安身之处。谁料到刘豫州很会做作，‘愆德堕好’（违背了道德，抛弃了友好）；现今有了益州，仍想兼据荆州的土地。这是普通的人所不忍心做的，身为一方的领导人物，怎么可以如此？”
《资治通鉴》这一卷的执笔人，在抄录了《吴书》上的这一番鲁肃的高论以后，加抄了该书的四个字结论：“羽无以答。”
这一位执笔人真是够客观的！他把《三国志·鲁肃传》中的下列几句话，完全不管：（鲁肃）“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鲁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关）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这一位敢于插嘴，而说得极有道理的仁兄，鲁肃不应该对他厉声呵斥。这位仁兄究竟是谁呢？是不是如《三国演义》所称，周仓？周仓的姓名，不见于《三国志》。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只有“演义”的作者自己知道。依照这位作者自己所说，周仓原是黄巾的小头目。既然不过是黄巾的小头目，不可能说得出“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我个人以为这位敢于发言而被鲁肃呵斥的仁兄，一定是关羽的部下军官。否则，关羽没有办法对他使了一个眼色，就打发了他走。
其实，他的似乎冒失的话，在事实上挽救了双方在言语上相持不下的僵局。没有他挺身而出，打个诨，关羽可能被鲁肃的很不讲道理的话，气得立刻打了起来。
倘若打了起来，鲁肃绝对不是关羽的对手。论个人的武艺，或是兵员的数目，均是如此。鲁肃的一万人，如何经得起关羽打？
鲁肃败了以后，孙权一定不肯甘休。那末，赚便宜的是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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