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知道了魏方的三路大军即将到来以后，却并不呆待在汉乐两城作“死守”的打算（有些人，每每以自己“死守”某地，或叫人“死守”某地为得计。其实，守的目的不应该是求死，而应该是求生。守也应该有“时间上的限制”。任何一个地域与地点，都只应该守上某些日子或某些小时，以配合友军的其他行动。在指定的时间以内，当然是虽死亦所不惜；出了指定时间之外，而仍留在那地域或地点等待死，则不仅是无谓的牺牲，也是一种损耗国家兵力，违抗上级命令的行为）。
诸葛亮当年于马谡失去街亭之时，不曾“死守”西城。诸葛亮极有军事学识，他深知道，打仗要以攻为第一义；守是帮助攻的。为了攻而守，是对的。不是为了守而守！
诸葛亮在建兴八年大军压境之时，不肯把主力留在南郑或汉乐两城，而集中在（洋县之东二十华里的）赤坂。在赤坂，他可以灵活地应付三路魏军之任何一路，或所有的三路。
这三路魏军，却一路也不曾到来。原因是，天公下了大雨，一连下了三十几天。斜谷与子午谷的栈道，以及襄阳洋县之间的汉水两岸的道路，都被大雨冲坏了。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下诏书给曹真、张郃、司马懿，叫他们撤退。讨伐“西蜀”的事暂时作罢。
这一年（建兴八年），陕南是双方剑拔弩张，处在大战的前夕，而实际上并无接触。在西边，新被蜀汉收入版图的武都、阴平两郡，却发生了战事，规模虽小，而打得相当激烈。魏方的主将是“雍州刺史”郭准；汉方的主将是镇远将军魏延。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上了演义著者的当，以为魏延是坏人。“脑后有反骨”，而且打仗的本事平常，老喜欢与黄忠争功，其实，魏延这个人极忠心，极勇敢，而且深受刘备本人与诸葛亮的赏识（魏延是行伍出身，为人粗豪。这时候的军阶，是“牙门将军”）。
刘备在自称汉中王之时，就不用别人，而用了魏延坐镇汉中。刘备给魏延的官职是:“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特地选用魏延为“督前部”（先锋司令）。叫他兼为“丞相司马”。这丞相司马，是诸葛亮为了魏延而新设之官，地位相同于丞相长史（秘书长）。在事实上诸葛亮是以丞相身份，兼为统帅，而魏延是以“丞相司马”的兼职，做了统帅部参谋长或参谋处处长的事。魏延的本职，是“督前部”，先锋司令，因此，才在“雍州”与魏方的郭淮交锋。
魏延在（甘肃省西南部的）阳溪与郭淮的主力相遇，把郭淮打得溃不成军。诸葛亮得到捷报，很高兴，保荐魏延由镇远将军升为“前将军”；同时封他为南郑侯。这南郑侯是“县侯”的一级，比“乡侯”与“亭侯”大。
在魏延军中，辅助魏延的高级军官之一吴懿，也升了官。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陈寿《三国志》把他的姓名写成“吴壹”，为了避司马懿的“讳”。
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可以称为诸葛亮的第四次战伐。我在以前说过，诸葛亮并未“六出祁山”，而仅仅“两出祁山”。他北伐倒可以说是有六次。其实，北伐也并非有六次，而只有一次；重要的战役，可以说是有六次。第一次，建兴六年春天的街亭之役。第二次，建兴六年冬天的陈仓之役。第三次，建兴七年的武都阴平之役。第四次，便是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其余的两次重要战役，是：建兴九年的上邦之役；与建兴十二年的武功之役。在这六次重要战役之中，诸葛亮只有在街亭之役与上邽之役出了祁山。
上邽之役可说是六次重要战役之中最重要的一次。诸葛亮把汉中与后方的政务与军事，都交给了李严父子负责，以便用全副精神与魏军决战。请葛亮任命李严的儿子作“江州都督”，把李严本人从江州（重庆）调了来，交给他两万兵，叫他留守汉中（魏延仍被诸葛亮带到前方作战）。诸葛亮而且也把丞相府的政务，交给李严代拆代行。
魏延以外，被诸葛亮带到前方去的将领，有王平、高翔、吴班。
魏方的统帅不再是曹真，曹真生了病。代替曹真的新统帅，是司马懿。在司马懿下边的几员大将，是张部、郭淮、费曜。
发动攻势的，是诺葛亮，不是司马懿。诸葛亮先打祁山（祁山于街亭之役以后，一向是在魏军之手）。司马懿进军到天水郡城西南的上邽城。
诸葛亮听说司马懿本人来了，十分兴奋，便留下王平续攻祁山，自己带了主力，到上邽来向司马懿迎战。
司马懿慌忙留下费曜与四千名兵士，守上邽城；自己带了主力离开上邽，说是要去祁山，找诸葛亮，给诸葛亮一个迎头痛击。祁山在上邽的西南，司马懿却不向西南的方向走，反而向上邽的东边走。
诸葛亮来到了上邽，与费曜及其四千兵略一接触，便把他们解决。解决了以后，诸葛亮不留在上邽，而即刻向东边走，对司马懿的主力追击。
司马懿和他的兵，虽则跑得很快，却仍然被诸葛亮追上。司马懿并不转过头来交锋，却叫部队一口气爬到山上，在山上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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