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的意见，事前用电报的形式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书记处分工刘少奇主管全国总工会的工作，8月4日，刘少奇拟稿批转邓子恢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作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刘少奇拟的这个批语，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立三圈阅后发了下去。先是《工人日报》，后是《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子恢的报告。全国总工会还通知全国工会干部认真学习。
4个月后，即同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说：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有的工厂企业中，党、工会与群众关系不正常。如群众正在谈话，党员一去便不谈了，群众害怕党员，怕党员汇报，甚至有个别地方把党员看成“特务”，这是一个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会也是如此，脱离群众的现象很多；因此，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
高岗立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对工会工作不满意了，毛泽东的目光已经扫向工会工作了，自己应当在工会问题上说说话，作作文章了。
高岗看了邓子恢的文章，对邓子恢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要组织人马写出一篇重大文章，目标是在全国引起影响，最好能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你们明白了吗，嗯？就这么写。”高岗简单说了那么几句，就算交代完毕了。
连个提纲都没有，怎么写呢？“笔杆子”们面面相觑。
出身于陕北横山农村，当过牛贩子的高岗，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又不注意学习，不要说写文章；就是读文章，也难说多么流利。有一次在东北局干部大会上，他作报告，念别人代劳写的稿子。念着念着，卡了壳，原来是遇到生字，坦克的“坦”字不认识。憋了半天，他问：“这是什么克呀？”别人上去一看，告诉他是“坦克”。他“噢”了一声，说，“原来是坦克啊。”弄得全场大笑。别看自己肚子里墨水不多，他却经常装出一副酷爱学习，满腹经纶的样子。他的办公桌上，一年二百六十五天放着一本《联共党史》。有人去找他请示汇报问题，他总是坐着不动，头也不抬，不住地翻那本《联共党史》。弄得别人走也不是，问也不是。老半天，他才抬起眼皮，用一副语重心长的口气说：“《联共党史》很重要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啊。”
“这篇文章，分量要重，时间要抓紧。‘五一’节作为《东北日报》社论发表。”高岗又强调说。
“首长，是不是说说要点。否则，不好下笔。”秘书小心谨慎地说。
“唔。”高岗沉吟了一下，说：
“是要说说要点……这要点嘛，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剖。公营工厂中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邓子恢说工会与公营工厂的‘具体立场不同’，是糊涂观念，是错误观点，应当坚决反对，狠狠批判！”
“笔杆子”们唰唰地记着。
高岗想了想，又说：“解放了，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工厂的主人，这和解放前性质完全变了嘛。‘具体立场不同’，昏话！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模糊了……”
高岗摸了摸脑袋，自言自语地说：“还模糊了什么呢？……对，还模糊了本质上的区别，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本质上的区别。”
“好吧，就这样吧。”高岗挥了挥手。
秘书心领神会，带领“笔杆子”们退了出去。
几天之后，文章写出来了。高岗看了，大体满意。他动手稍作修改，亲自拟了个标题：《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
按说，高岗作为东北局书记，完全有权指令《东北日报》将这篇文章作社论发表。可是，那样有可能引不起毛泽东的注意。为了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高岗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主席：目前在工会问题上党内存在意见分歧。送上我们组织的《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请您在百忙中帮助审改。此文可否在报上发表，请您决定。”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收到高岗的信和文章后，就此事写信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报告，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高文“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
刘少奇同意胡乔木的意见，在胡的信上作了指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
几天之后，刘少奇又写信给高岗说：
“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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