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其实，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廿二史劄记》卷六“荀彧传”条。，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又掌握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
千百年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诸葛亮奉为中国古代社会忠臣贤相的圭臬，而笔者却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诸葛亮可能“自取”的结论，这是否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我认为，倘若诸葛亮取代蜀汉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汉、司马代魏一样，属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纲常伦理、正统观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论所谓权臣“篡位”问题，已毫无意义。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为评判的标准。对诸葛亮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客观地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为罪状，反而应视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天厌汉德久矣”，《后汉书·孝献帝纪》“论”中的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显示出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倾向：东汉王朝腐败透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同上。，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
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来，帝王宁有种乎，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遗诏，若天假以年，诸葛亮长寿，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而惊讶呢！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1)
《光明日报》“史学”版（2004年12月14日）等报刊曾摘录过我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不久，众多网站纷纷转载，并将题目改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此文被各网站及众多媒体刊载报道后，引起了广大文史爱好者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大都表示无法接受拙文的观点。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并于2005年2月22日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详见本章附录2）。为此，笔者再作辨析，冀望能将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专家们最主要的不同见解是，关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斩庞德，把曹仁围困在樊城，军事上节节胜利，诸葛亮没有必要派蜀兵来增援他。后来从丢失荆州到走麦城，时间很短，诸葛亮无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来不及增援。从表象看，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据史实，细加考订，还是大有问题的。
我认为，关羽孤军北伐，攻打襄樊，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稍懂三国史的人皆知，诸葛亮《隆中对》的决策是，待天下有变，益州和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北伐，一攻宛洛，一攻长安，使曹魏首尾不能兼顾。而关羽所率领的荆州军仅是蜀汉的偏师，在益州主力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以偏师攻击强大的曹魏，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况且，此时孙刘两家在外交上已呈破裂之势。若不是曹操进兵攻打汉中，建安十九年，刘备和孙权为争夺荆州已几乎诉诸武力，刀兵相见。关羽出兵攻襄樊，荆州城防必然空虚。在此情况下，当然要防范孙权在背后捅上一刀，趁机偷袭荆州，诸葛亮一生用兵唯谨慎，且十分重视孙刘联盟的动态，难道他会掉以轻心？关羽虽为荆州军的主帅，但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诸葛亮明知关羽北伐的条件不成熟，且同自己《隆中对》的战略决策相违背，为何不尽军师职责，力加劝阻，此其疑点之一也。
襄樊战役开始后，曹操极为重视，其坐镇洛阳，日夜同司马懿、刘晔、蒋济、桓阶等心腹谋士分析“敌情”，商量对策。并不断调动其最精锐的部队及猛将增援樊城。据笔者爬梳史料，发现曹操前后共派出多批援军。《三国志·关羽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率七军助仁。”《三国志·徐晃传》云：“复遣（徐）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三国志·张辽传》云：“关羽围曹仁于樊，魏王召（张）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曰：“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侍中桓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按：二人谓曹仁、吕常也）’。曰‘不然’。‘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徐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按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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