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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_朱子彦【完结】(36)

  由此可见,司马氏集团的人大多擅长军事谋略,重视发展经济,善于治理国家,不务虚名而尚实干,这无疑优于曹氏集团。因此所谓司马氏是魏国“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68页,人民出版社,1964。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司马氏能够夺取曹魏政权,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较为清明,才有可能、有条件最终战胜曹氏,并且较快地稳住了政局,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对此,甚至连司马氏政敌王凌之子王广也说: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竟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吴国丞相张悌也说: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仗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这些话出自司马氏政敌和敌国谋臣之口,应该说是可信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氏同曹氏集团的斗争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争夺皇权的斗争,不管司马氏的目的如何,斗争结果却是一个较有作为、较得民心的统治集团代替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统一事业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非但不是“历史上一个不幸事件”徐德嶙:《三国史讲话》,107页,群联出版社,1955。,反而应被视做好事。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成一统之业,其兴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当然我们也不应否认,司马氏集团在消灭政敌时,手段比较残酷,又经常玩弄权术。司马懿杀曹爽时,“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晋书》卷一《宣帝纪》。。司马昭也大肆杀戮曹魏宗室和拥曹派士族,甚至连替司马昭杀死皇帝曹髦,为司马氏立了大功的成济,也不免被作为替罪羊,而遭灭族惨祸。在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又“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这种欲盖弥彰、故作姿态的形象确实虚伪,过去论者往往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我认为嗜杀、玩弄权术是中古社会政治家的惯用伎俩,不足为怪。而且这与司马昭的功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正如评价曹操一样,曹操也是个杀人魔王和精于权术的老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充分肯定。

  其实,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汉、魏、晋易代鼎革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极其淡薄。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在皇权极度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篡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弑君夺位者不可胜数。为何人们要单单怒斥“司马昭之心”呢?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正。我认为将“奸臣”这顶帽子扣在司马昭头上是不合适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一样,本人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吕布的冤案(1)

  “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曹瞒传》。,这是人们对三国时期吕布盖世武功的称颂。然而吕布的操行所为却为后人所不齿。《三国志·吕布传》(以下引文皆省略《三国志》)中陈寿评曰:“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卷九中对吕布也大加鞭挞,认为“吕布不死,天下无可定乱之机,吕布殪,而天下之乱始有乍息之时”。我认为,陈寿、王夫之所论较为偏颇,有失公允。首先,吕布并非导致汉末大乱的罪魁,吕布死,天下之乱也并没有终止。其次,吕布的“轻狡反复”也是事出有因,有时责任还不一定由吕布来承担,汉魏之际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合聚散是当时社会运作的常态。为此,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被认为是其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历来评论者在这一点上紧抓住吕布的小辫子不放,认为吕布忘恩负义。吕布杀丁原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矛盾日益尖锐,势如水火。少帝初立,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从,何进遂“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资治通鉴》卷五十九。,何进所召的“四方猛将”,主要包括董卓与丁原所控制的凉州与并州两大军事集团。丁原任并州刺史,利用一些以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一支势力强劲的以丁原为首的并州军事集团。吕布是该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吕布传》云:“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董卓虽以并州牧的官职率兵进京,但其所率的武装是从凉州带到并州的,因此属于凉州军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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