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7)
综上所述，荆州的惨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并非单纯军事的原因或个人的失着。如要分清责任，恐怕刘备、关羽、诸葛亮都不能辞其咎。但由于刘备作为一国之主，总揽蜀汉政权的军事、政治、外交、用人之权，故荆州之失，他是要负首要责任的。关羽虽不失为可用之将才但并非帅才，他镇守荆州，攻打襄樊时，屡屡失误，且性格“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故陈寿说他“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评曰。。
王夫之认为诸葛亮《隆中对》的两路北伐颠倒了军事上的奇正关系，是难以实行的。不少先生也表示赞同。我并不以为然，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绝不能把失荆州的原因归之于《隆中对》。诸葛亮的失误是未能教育帮助好关羽，同时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未能及时提醒刘备，对东吴加强防范。总之，把失荆州的原因找出来，不仅分清了历史上刘备、关羽、诸葛亮的责任问题，更可以使今人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1)
刘昭为《续汉书·百官志五》作注时感慨地说：“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于此。”对于刘昭这一观点，我并不以为然。因为，以东汉末年益州、荆州、冀州、兖州等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中央政权及汉魏之际的历史影响而言，皆不及凉州军事集团远矣。刘昭既论述“汉之殄灭”，却未涉及羌胡化的凉州兵团，实在是疏略得很。
1.羌胡兵与“习于夷风”的凉州将领羌胡化的凉州兵团，要从董卓算起。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均有明确记载，然皇甫规之妻却斥其为“羌胡之种”《后汉书》卷八十四《皇甫规妻传》。，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来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他后来率兵入洛阳夺权之后的残暴嗜血行为，其实就是与“游羌中”、“与豪帅相结”所感染的胡风有关。
董卓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是在凉州形成发展的。中平五年，朝廷“征卓为少府”，董卓不肯放弃兵权，拒不应召，他上书曰：“凉州扰乱，鲸鲵未灭，此臣奋发效命之秋。”《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灵帝纪》。翌年，朝廷又任命董卓为并州牧。何进召董卓进京时，董卓是以并州牧、前将军的身份率兵进京的，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后汉书·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在这百余战之中，董卓是打了不少胜仗的，被打败的羌胡兵投降了董卓，成了卓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平六年，董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关于“湟中义从”，《后汉书·西羌传》说：“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冷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可见，“湟中义从”是湟中地区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曾在北宫伯玉领导下发动过反抗东汉政府的起义。至于“秦胡兵”，学者众说纷纭。方诗铭认为“秦”是指凉州的汉族士兵，“胡”则是指非汉族士兵，即所谓的“羌胡”，而台湾学者邢义田则释为胡化的汉人。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所以，无论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还是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明确的界限。董卓可以将所率领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之为“羌胡”方诗铭：《释羌胡》，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1）。，而且羌胡兵都是极富战斗力的精兵。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在其名篇《悲愤诗》中，描绘了她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其中写道：“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后汉书》卷八十四《董祀妻传》。对董卓军中大量的羌族士兵作了十分真切的描述。
名士郑泰曾对董卓言道：“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况小丑乎。”《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这是在董卓与郑泰的对话中，郑泰对董卓武装力量的称颂。可见，董卓所部是一支汉胡混合队伍，除凉州汉人士卒、湟中义从、八种西羌外，又增加了并州和匈奴屠各族的士兵。而这支军队是董卓长期对西羌作战精心培植起来的部曲武装，它的基干是湟中义从和关中秦胡，皆是为“百姓素所畏服”的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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