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六章第三节载：
“七月二十四日，阴云浓雾，步炮协同困难，未能扩大战果。而敌乘雨之际，猛扑丙丁高地，第三0七团副团长陈伟及第一营营长刘家骥与敌鏖战负伤??????”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昆明地区天气晴朗，晨雾尚未散尽，阳光温熙地洒进窗来。陈伟先生与我面对面地坐在市政协办公室里，接受采访。陈先生已逾花甲，面庞清癯，花白头发梳理整齐，腰板依然挺直，穿一件朴素庄重的灰咔叽中山制服。同我认识的所有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一样，陈先生言语也不多，说话谨慎，如果我不提问，他便绝不主动开口，极有礼貌地保持沉默。
我的采访是从松山以外的话题开始的。为行文方便，我删去提问和与文章无关的内容，将陈先生谈话整理如下：
“我是广州人，南京黄埔第十期毕业，打松山那年二十九岁。当过士兵、二等兵，到副排、连、营、副团。中校。老婆孩子扔在广州沦陷区，部队一律不带家属。
“那时物价不算太贵。二等兵一月六元法币，少尉排长四十八元，中尉八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我是中校，记得一元钱要买一百斤大米。
“打日本跟打内战不同，但是从打仗的角度讲是一回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兵就得打仗，命令下来，不管是谁都得打??????你问现在对日本民族怎么看？我想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并没有承担战争责任，不管别人会怎么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事实。
“他们必须对中国作出赔偿??????政策是一回事，感情是另外一回事。
“每团都有美军联络参谋组，军部有参谋团。一九四三年在云南文山驻防，办军事干训班，由美国军官训练排以上干部和特种兵。效果不大，连排长习惯按照自己的方法带兵。
“战斗前一般要进行短期精神训化，启发士兵爱国觉悟。团部设政训处，有政训主任，连部设政治指导员，后来撤销，改设副连长，负责对士兵进行时事政治和抗日救国教育。
“渡江第一阶段，我军进攻基本上是失败的，伤亡很大。日本人不仅工事坚固，而且非常隐蔽，即使我军占领了表面阵地也无法立足，因此军部决定改变战术，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掏，将包围圈一点点地收拢。这样看上去虽然进展缓慢，却很有效果，敌人消灭一个少一个，所以到七月下旬，我军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五百公尺的阴登山、大垭口和黄家水井一带。
“我是在指挥攻打黄家水井时负伤的。当时我隐蔽在一棵树桩后面观察，大约被日本狙击手发现了，于是几颗枪榴弹就接连在我身边爆炸，其中一颗直接命中树桩，将我头部和大腿炸伤。日本兵枪法好，狙击手特别多，狙击手往往都用步枪和枪榴弹。枪榴弹比手榴弹厉害，抛得远，准确性高，瞄准射击，对付步兵比迫击炮还管用。日本士兵素质比我们好，训练有方，听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人强迫，所以经得起打硬仗。
“据我个人所知，国民党军队里没有督战队，也许只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荣一师攻下子高地，被敌人反攻，李弥急了，亲自率领敢死队上战场。
“你问松山战役取胜的关键在哪里？我看除了中国官兵打得勇敢和美国飞机支援外，战术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李弥及时调整战术，第二是使用火焰喷射器，第三是爆破子高地成功。”
陈先生伤愈后升任团长，后任少将师长，一九四九年在广州率部起义。现为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昆明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委。
5
一九七一年，当我作为百万知青大军的一员，从天府之国的成都来到遥远的云南边疆插队落户时，心中除了一片如同遭到上帝抛弃的荒凉外，对脚下这片陌生的红土地及其周围的人生故事全都漠不关心。
我们建设兵团（后恢复农场）座落在怒江以北几百公里的边境上。那是一块相当于成都市大小的富饶而荒凉的山间盆地，当地人称坝子。至少还有三种少数民族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坝子形如狭长的朝鲜半岛那样深深地楔进缅甸北部莽莽苍苍的热带林海中，它西与密支那相邻，南与八莫隔山相望，我们农场就好象一座坚强的桥头堡，牢牢地占据了这座半岛的中心位置。
农场始建于公元一九五五年，最初由几百名部队转业官兵创建。这些官兵虽然都戴过红彤彤的五星帽徽，来自革命大熔炉，却没有一个属于那种货真价实的老革命。他们都是半路出家的角色，比方投诚、起义、收编等等，有的还是三大战役的俘虏兵。总之，这些老前辈的形象都远不够那么高大和光辉，因此很快就在我们这些被派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心目中黯然失色。
尽管当时我本人已经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我和我的情绪冲动的知青伙伴还是不公正地虐待了那些被历史遗弃的老兵。
十年之后，当我重返滇西，为创作这部长篇纪实文学进行历时数月的实地采访的时候，我特地回到了一度朝思暮想的边疆农场。也许由于时过境迁，也许由于经历了人生，多了一些沉重，少了一些幼稚和肤浅，总之我在那里几乎毫不费力地拾取了许许多多精彩的人生故事，其中有别人，也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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