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蒋介石，搬掉中美合作的绊脚石，将中国抗战纳入盟军对日作战乃至全球战略的新轨道，这就是“蓝鲸行动”产生和出台的政治大背景。
该指令被严格保密，不形诸文字，不留下证据，只限军方极少数高级将领知道。指令规定执行期限为三个月，预期自动失效。
当年三月，蒋介石应邀访问印度，并前往兰姆伽视察中国驻印军。“蓝鲸行动”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准备就绪。按照计划，一切都将在委员长夫妇旅行途中发生，顺理成章，不露破绽。首先，当蒋委员长的座机飞越两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这时机上所有人都不得不弃机跳伞。慌乱中，委员长夫妇将得到一副失灵的降落伞。为保证计划万无一失，机舱内所有乘客的降落伞都将失灵。这样，在三月里某一天，世界各国的报纸都将在头版登出这一重大不幸的空难事故消息。
史迪威将行动方案呈报白宫，却迟迟未获批准。
不料三月初，日本人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全面进攻，战事吃紧，豫、湘、桂频频告急。委员长临时取消访印。四月，秘密指令期限已满，“蓝鲸行动”无限期搁置起来。
天违人愿，这不知是中国人的不幸还是大幸，史迪威只好仰天长叹，引为终生遗憾。
好几年后，多恩将军再度出任台湾首席军事顾问，与蒋氏父子共事十余年。直到七十年代退休，他才在回忆录里首次公开了“蓝鲸行动”的绝密内容，导致台湾社会舆论大哗。
这项暗杀中国蒋委员长的秘密计划被详细载入一本有影响的美国历史著作《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作者：【美】迈克尔?沙勒，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一书中。
这个事实说明，在美国人眼中，中国的铁幕政治已经逐渐曝光，蒋介石以一个半开化的封建君主的形象统治着一个贫穷落后的庞大帝国。美国人迫切需要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以尽快打败日本人，结束战争。但是对委员长来说，他首先需要保存实力，以便对付他战后的敌人。
于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就一再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中国重庆。
蒋介石由随身侍从换上黄呢军服。这是一套最新定制的军服：考究的呢料，精细的做工，加上五颗熠熠生辉的将星（一级上将）簇拥在镶金线的肩章上，使委员长瘦削的身躯看上去不仅挺拔有力，而且气派十足，威风凛凛。
委员长是中国唯一佩戴五颗将星的军人。五颗将星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资格，它表明委员长对军队拥有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授予委员长这种权力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尽管委员长的军衔从形式上完全取自美国，但是内容实质却大相径庭。在美国，三权分立，将军听命于总统，总统受制于议会；在重庆，党政军三位一体，政府听命于军人，军人听命于独裁者。
今天，委员长的心情显然很好，他对着镜子慢慢打量自己，嘴角溢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开罗会议之后，太平洋战局继续好转。六月，美军越过菲律宾，登陆塞班岛，把战争推进到日本本土。缅甸方面，中美联军围攻密支那，中印公路通车在即。半月前，美军重型轰炸机首次从成都太平寺机场起飞轰炸日本东京，继而把轰炸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日本城市。在大陆，尽管日军“一号作战”攻势正猛，河南、湖北大部沦陷，衡阳保卫战还在激烈进行，但是委员长已经敏锐地预见到，日军的攻势不过是强弩之末。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的胜利最终将导致日本人失败。基于这一远见，他已密令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如果万不得已，就地停止抵抗，以图保存实力。
“曲线救国”并非委员长的发明，它其实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韬略之一。
侍从为委员长戴上军帽，佩上短剑。委员长用手正了正帽檐，又将短剑抽出来小心拭了拭，然后插回刀鞘里。这是一柄精美的日本短剑，剑柄嵌有黄金菊花徽章，表明它是来自日本皇室的礼物。委员长有佩剑的习惯，佩剑与佩枪不同，佩剑更能表现东方武士坚韧不拔的气概。我们不妨把这种个人习惯看作委员长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直接后果。
今天，委员长要偕夫人一道出席重庆各界“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陈布雷匆匆走进门来。他示意侍从退下，然后把一份急电递给委员长。
急电来自大洋彼岸。发报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蒋介石阅过电报，脸色骤变。他忽然把电报撕得粉碎，怒不可遏地嚷道：“真是岂有此理！娘希匹！要是把军队都交给他，我就不如跟日本人讲和好了！”
陈布雷对委员长发怒早有准备。他事先看过电报，知道美国总统给委员长出了一道难题。罗斯福以尽快打败日本和配合太平洋战场为理由，要求蒋介石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史迪威。
交出军队就意味着剥夺，剥夺地位、权利和一切。对中国领袖来说，交出军队甚至比交出生命更加困难。这无疑是场更大的危机，是几个月前那场“怒江危机”的继续。
陈布雷低声劝道：“先生千万不要动怒。美国人虽然利令智昏，但是南方战场未见胜负，怒江和密支那战事正烈，还望先生审时度势，不要上了美国人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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