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
一天清晨，我接到了自贺大哥工作的机关寄给我的一封信，急忙阅读一遍，原来是一位尚先生写来的，信上说他最近自天津辗转抵渝，在津曾与贺大哥和我姑父会晤，并且姑父托他给我转拨来一笔款子，嘱我立即到他那儿一叙。
万万没有想到的，令人狂喜的好消息呀！我立刻请假去重庆找到了尚先生。
首先他将两万法币交给我，对于我，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当时颇令我暗吃一惊。
“在天津，令姑丈托贺力兄转托我替你拨款。两千伪币，按目前行市折合约为一比十，所以我应该交给你两万块钱，”尚先生接着说，“我曾和令姑丈见过一面，他要我告诉你：你的姑母很壮实，每天烧香磕头求老天爷保佑你，听到贺力兄回去说你已在四川读大学，她高兴极啦！妳的表哥已经结婚，并且生了一个男孩，你的表姊也订婚了，对方是一位在邮政界做事的。”
“贺力大哥呢？”我问尚先生，“他怎么不跟您一路回重庆来？”
“唉，”尚先生叹了口气，“我本想不告诉你的。因为他工作得太积极，他被捕了。”
当时，我觉得一阵晕眩，眼泪立刻滚跌出来。若非跟尚先生是初次见面，我想我会放声一哭！
“用不着太难过，”尚先生劝我，“我们任何一个敌后工作者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贺力兄被捕的前半小时，我们还在一起，我若再晚离开他半小时，便会一块儿被补了。我知道贺力兄非常爱你，你为了感念他，应该把悲愤化为力量。也正为此，我已写信告诉他的弟弟贺蒙了，你们都要好好充实自己，储备力量，给他复仇——”
“他已经遇难了吗？”我问。
“我临走那几天，还没有听说，现在就不知道了。”
猛然间，我再也控制不住地，失声痛哭。
尚先生握紧我的双手：
“好兄弟，男儿有泪不轻弹，哭没有用，我不是已经告诉了你吗？你该把悲愤化为力量！”
“是的，”我呜咽着，“我记住了！”
时间已到中午，我邀尚先生到两路口社会服务处食堂吃饭。他坚持要做东，当然我不肯答应。我告诉他：他是我离开天津四年以来，第一次第一位邀请的客人；四年来我从无力请客，今天我有钱了，而那钱还正是他千里迢迢帮我带来的。
吃饭中间，他继续告诉我一些敌后的状况。他说：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天津的英、法租界当即被日人接收，英、美、法、同盟国侨民一律被关进了山东潍县集中营，我们的地下抗日工作因为丢失了租界的掩护，比以前更为艰难险恶，可是那些爱国的中华儿女们却比以前更勇敢，更坚强，更创下一连串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光荣事迹！而贺大哥正是一部分重要工作同志的领导人。他又说：日本人在表面上虽然还勉强摆着一张“撑得住”的面孔；实际上，日本人已经撑不下去，并且就要临近崩溃的边沿了，而把日本人拖到泥淖里越陷越深的正是中国，日本人目前普遍厌战，可是日本军阀和财阀们便更变本加厉地实行暴力侵略与经济压榨政策，全华北的老百姓都正在奴役与饥饿中过日子，物质缺乏达于极点，家家户户的铁门、铁窗、铁器用具，以至于小铜佛、小香炉都在“献铁献铜\动”下被日本人全部劫收去，充做制造枪炮的原料，大米、白面普通人再也吃不到了，每天可以看到街头排成一字长行，人们在那儿凭配给票领食“混合面”与“麸子”——
说到这儿，尚先生突然把话题一转：
“噢，受苦受难的是沦陷区的老百姓，那些日本人与汉奸中的显要达官们，和一些毫无国家观念，专靠投机倒把发了财的商人们，还不是照样在花天酒地里疯狂地享乐！我临离开天津的前几天，天津正在选举什么‘歌后舞后’，结果一名叫什么唐琪的当选了！”
“什么？唐琪？”。我失声叫出来。
“是呀！怎么？你知道她呀？” 尚先生问我。
“以前见过，”我说，“她和我还是拐弯的亲戚呢！”
“噢？我在天津倒从没有听人说起过你还有这么一位令亲。她很有魔力呀！她灌制的留声机唱盘，非常流行，报纸大捧她，叫她什么‘小白鸽’，一些登徒子和敌伪达官巨贾们都趋之若鹜——唉，真是妖孽，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我第二次觉得一阵晕眩，和初听到贺大哥被捕消息时，同样地险些仰倒下去。我再吃不下一点饭。我竭力装着镇静无事；可是尚先生已经看出了我的异样。
“怎么？又难过起来啦！”他关心地问我。
“我又想起了贺大哥。”我这么答着。我并没有全部撒谎：我只是撒了一半谎。贺大哥与唐琪的消息，前后带给了我同样的沉重的痛击！
跟尚先生分手，我失魂落魄地独自返校。我有钱了；可是，我失去了贺大哥与唐琪。
渐渐地，我发觉我把贺大哥与唐琪的消息相提并论是一件罪不可恕的事。贺大哥被捕了，甚至可能遇难了，我悲痛是应该的！他带我到南方，他救过我的命，他帮助我入学，他爱我如手足！唐琪呢？尽管她也曾爱我，可是她终于背弃我，欺骗我，她情愿留在敌区，如果她的自甘堕落和贺大哥的为国牺牲竟使我同样悲痛的话，那唐琪岂不是太侮辱了贺大哥！简直也太侮辱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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