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我离家五年来，最大的一桩喜事；然而，却铸成我和美庄之问最大的一次误会。
我不能同时偕美庄飞津，因为飞机没有多余的座位。那种机位，在当时是多少金钱也无法购到的。我对于自己先行，确也感到对美庄歉疚；我已一再劝慰美庄，要她耐心地度过这次小别，一旦机位稍形宽松，她可以立即搭飞机到天津去，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们可在天津结婚。
美庄坚决地反对我接受报社的任命，并且严厉地责斥我对爱情的负义！
“你亲口说的，爱我第一，爱新闻工作第二！你亲口说的，甚么都听我的！你亲口说的：‘下次不敢！’ 现在你又‘敢’了？我可不要再听你第三次、第四次向我说：‘下次不敢’——”她向我滔滔地讲个不停，“你天津有姑母、有姑父，有表姊，有表哥，还有一个甚么贺大哥，你急于想去和他们相会，而置自己的未婚妻不顾，还好意思说爱我第一，我看哪，你的姑父母、表哥姊，贺大哥才是‘第一’，每一个识与不识的天津人也都是‘第一’；而我郑美庄，不过是个‘第末’！是‘倒数第’”！”
我想用已往的方法——以沉默抵抗她的“连珠炮”，过去，她有时候自己喋喋不休说累了之后，会自动休止，或感觉出有些过分，也会转向我致歉。可是，这次，我的沉默全然失灵了。她的话似乎永不中断地说了下去：
“你要是政府派的天津市长，或是华北地区受降官，我绝对不能阻挠你前往；然而，你又是跟上次去贵阳一样，去采访新闻！四川今后难道就没有新闻给你们采啦！我早就讨厌新闻记者这一行道啦！你可以改行，这正是一个好机会，我昨天已经跟爸讲好，只要你肯留在四川，他可以马上发表你做他的总务处长，经理处长或是副官处长！这都是些重要而必须是由自己一家人出任的官位呀！”
“我不想做官。”我实在忍不住回答她一句。
“你不想做官？”她双手把腰一叉，来势汹汹地，“唱甚么高调？你读政治系干啥子？读政治系不想做官？真是骗骗三岁娃儿的鬼话！你说你说，你读了四年政治系而不做官从政，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国家供给你念了四年政治学的贷金吗？”
“美庄，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谈，你这样不是强词夺理吗？”
“谁强词夺理？”她继续叉着腰，瞪着我说：“你晓不晓得我为你所学非所用而着急，而失望，而感叹？政治是甚么？老实讲，政治就是做官。当然你又会驳斥我说甚么政治不是做官，说甚么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国父的话。我承认国父没说错；可是，管理众人之事还不正是做官吗？一个人不出去做官，坐在家里能管理谁？谁又肯让他管理？你学的是管理众人之事的知识，你偏不去担任管理众人之事的工作，硬要当甚么鬼新闻记者，新闻记者能管理谁呀？”
“我不想摆上官架子去管理谁；我想以一个平民的身分以虔\，以热情，去影响谁！这正是新闻记者的工作特质。”我靠近她，把她叉住腰的双手拉下来，耐心地、和颜悦色地对她说，“美庄，我老早就想要对你解说我的看法；我并不卑视做官的人，对于一位真正效忠国家，为民服务的好官员我照样崇敬；我个人非常醉心民主政治，因此我愿意先从事新闻工作，一方面可以多在报端鼓吹民主政治，一方面可以多在报端替老百姓说话，做人民的喉舌。这依旧可以算是政治工作，不过不是直接的管理，而是间接的影响。你也许怀疑‘影响’ 这个字眼太微弱，太空洞，太虚无飘渺了；不，影响的力量，看似无形，却比有形的更大，更深，更广——美庄，我们既是终身伴侣，希望你能多鼓励我在这方面努力。”
我说得\恳而热情，满以为可以打动美庄的心；美庄却把我拉住她的手一甩，立刻又恢复了叉腰的姿式：
“你的‘膏药’卖够了没得？这一手倒不愧是政治系高材生！我不要听你的伟大理论！你今天替这个人说话，明天做那个人的喉舌，你怎么不替我说话，不做我的喉舌？我不是老百姓？我不是人民哪？哪一条法律规定的当了人家未婚妻的女人就不是老百姓或人民啦？我告诉你，你要负担起一个未婚夫的义务，我得享受一个未婚妻的权利。”
我痛苦地摇摇头，实在无话可说。
“你大学念完了，方帽子戴上了，好神气呀！”她气忿忿地坐在沙发上，“我还差一年才毕业，难道就应该半途而废！永远被人指为大学没读完，永远被人指为不如你吗？”
“美庄，你愿意念完大学，我十二万分赞成。我以前答应你代你写的毕业论文，在我走前也可以想法赶完交给你。那么，放寒假的时候，你可以到天津找我，等再放了暑假，你也是一位方帽子大学士啦，那时候，我们便结婚！”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她几乎一口气连喊了十几个“不要”，“我要你留在四川等我，我要你辞去新闻记者的工作，我要你跟爸爸做处长！”
我开始做哑巴。美庄一人说说歇歇，歇歇说说，又指手划脚地把我痛斥了半天。最后，我离开她的房问时，她狠心地咒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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