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赵瑞芝觉得张国焘同学还是很有一点思想的。
张国焘见赵瑞芝一直在望着他，在认真地听着他说话，越发地显得得意起来。
“陈学长和李主任决定认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想好了，他们如果不考虑，那我张国焘就自己搞。不过他们还是准备认真考虑的！今天下午在图书馆红楼的例行讨论会不举行了，就是陈学长决定的。陈学长已让人去找许德珩同学去了，他让许德珩同学给你们都通知一下今天下午讨论会取消的事情。他下午就去和李大钊主任商量一下我的那个建议。许德珩同学说不定等一会儿就来通知你们讨论会取消的事儿。”
正说着，敲门声传来。
“请进！”赵瑞芝招呼道。
门打开，外面来的正就是许德珩同学。
二
张国焘在赵瑞芝寝室里给赵瑞芝大侃大吹的事情，正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许多天来认真思索、反复考虑的事情。
说实在的，《新青年》确实有一点跟不上政治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了。
关于这一点，半个月以前，李大钊就曾与陈独秀学长先后做过两次诚恳的长谈——
那是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蔡元培校长接着也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之后，在北大校园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国人们对李大钊主任的《庶民的胜利》反响很为热烈。陈独秀学长来找李大钊主任，说要把李大钊主任的《庶民的胜利》和蔡元培校长的《劳工神圣》这两篇演讲稿都要全文刊登在新的一期《新青年》上。李大钊说，讲演稿《庶民的胜利》太简短了，有些道理都没有说透，他想再认真写一篇稍长一点的政治评论文章，和《庶民的胜利》一起发表，作为对《庶民的胜利》的一篇比较详尽的附注。陈独秀也同意了。
两天后，李大钊把文章拿来了，题目是：《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
陈独秀接过文章，打开一看，“Bolshevism（布尔塞维主义）”几个字醒目地，在他陈独秀看来，是有些刺眼地，映现在他的面前。
Bolshevism（布尔塞维主义），是苏俄劳工阶级的赤色党的组织名称，是赤色主义的代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一些人，包括一些政治势力，正视Bolshevism为洪水猛兽，为妖魔鬼怪，说Bolshevism是“过激主义”，是“共产共妻”之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明目张胆地在《新青年》上刊登《Bolshevi的胜利》的政论文章，宣传和赞扬Bolshevism的胜利，陈独秀认为，有些不大合适，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以至反对，另外，也与他当初创办《新青年》的指导思想和宗旨不大一致，所以，这篇文章发好呢，还是不发为好。
当初，他陈仲甫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时，其指导思想和宗旨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和封建礼教，大力提倡民主主义，宣传民主与科学，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先生和赛因斯（Science，科学）先生，对于过于敏感的时政问题，尽量不会触碰或者少触碰。到后来，高举起“文学革命”大旗，掀起文学革命运动，提出“文学改良”之口号以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也都尽量遵循这一原则。现在，这样公开地宣传赤色革命，这样直接地去涉及很敏感的时政问题，甚至还以国际上的时政为依据，是否得当？昨天，他在编辑蔡元培校长的那篇《劳工神圣》的讲演稿时，看到“此后的世界，将全是劳工的世界”这句话，犹豫再三，都差一点把这句话删去。
李大钊看着陈学长拿着他的文章沉吟着，知道他陈学长在犹豫不决，便问道：
“仲甫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陈独秀把手中的文槁又来回翻了翻，浓眉微蹩，沉吟迟疑了好大一阵子，抬起头来。
“守常先生，以什市之见，你这篇大作暂时不适宜在《新青年》上刊登。”
“为什么？”
“你这篇大作这样过细地介绍和宣传苏俄劳工赤色革命，宣传布尔塞维主义，并公开以此为中国应学习的楷模，恐怕目前欠妥。”
“仲甫先生的意思是……”李大钊有点疑惑不解，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陈独秀。
“我这并非是反对过细地介绍和宣传苏俄劳工赤色革命，反对介绍和宣传布尔塞维主义，也并非是反对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不怀疑，苏俄劳工十月赤色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布尔塞维主义的验证；我也不怀疑，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的最新一种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地将来可能会对人类社会的进程与发展，起很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以至还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就目前来说，以此而这样直露地触及时政，我觉得是和《新青年》的宗旨是不很一致的，所以，我说，暂时不适宜在《新青年》上刊登。”
“仲甫先生，守常知道您当初创办《新青年》时，是以反对旧文化，宣扬新文化，反对封建专制，拥护德赛两位先生为主导，尽量不触及或者少触及时政，然而，”李大钊笑笑，轻轻摇摇头，“恕守常直言，仲甫先生您自己首先就违背了您自己所制定的尽量不触及或者少触及时政的这一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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