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这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它在漫长的寒冬中孕育而成的内力，更是格外的强劲而富有丰厚的底蕴。
这时，陶然亭公园里，和京都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也是一片挡不住的春光。
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西南角处，景色十分秀丽。冶人。园内西南角高台阶处，有一所慈悲庵，据说是在元代时就有，明清时又曾在这里设窑厂，烧砖制瓦，后在清朝康熙三十四年间，在此管窑厂的工部郎中又在庵中盖了三间敞厅，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赠友人刘禹锡的诗《与梦得沽酒闹饮且约后期》中的“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诗句，而取名为陶然亭，并由此而沿袭了下来。
陶然亭由于环境幽雅宁静，无尘嚣之骚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鲁迅先生等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名将们，经常来这里相聚，共同商讨关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新文化运动的有关事宜，这里实际上成了除了北大图书馆红楼之外的又一所新文化运动的参谋部。
陶然亭和北大图书馆红楼一样，也成了那些死硬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复古派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那些孔家店卫道士们咬牙切齿、口诛笔伐的对象。
那位曾经以一篇“豆腐块”小文章《尊孔读经乃正道》以及《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等文章而受到段祺瑞段大人宠爱的林琴南林纾，为进一步向幕后的段祺瑞和为向新当选为大总统的幕前的徐卜五徐世昌邀宠，这次又急促促地跳将了出来，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了题目为《荆生》的小说。
小说就以陶然亭为场景，写了田其美、金心异、狄莫三书生聚谈于陶然亭尔后与荆生的争斗。田其美极力主张新文化，怒责孔丘的“三纲五常”。金心异也极力主张新文化，主张推行白话。狄莫也极力主张新文化，倡导新文学。三人正在兴致勃勃地畅谈之时，忽然间，从旁边相邻的屋子里跳过来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狗血喷头地把三人厉声恶骂了一通。结果，“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骄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之铜简。’三人相顾无言，敛具下山。”
在小说的结尾，那位刻骨仇恨新文化运动的林大人，颇为感慨地叹呼道：
“如此混沌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字里行间，无不迸发着这位封建专制卫道者的林大人妄阻社会行进之潮流、切切希望有荆生那样的“伟丈夫”出现、拳打脚踢、对新文化运动者予以凶残痛击、进而赶下“山”去的心愿。
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林纾林大人在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他笔下的骤然挺胸而出的“伟丈夫”；。他寄予了无限希望的“救世英雄”荆生，无异地，他指的是段祺瑞、徐世昌、徐树铮等这一伙亲东洋人的北洋政府的当权者，林纾林大人寄希望于他们，竭力地美化他们，吹捧他们，希望他们“忽然跳出”，拳脚相加——运用武力，把新文化界人士们统统赶下“山”去，彻底剿灭铲尽。
不用说，林纾的小说《荆生》立即讨得了段祺瑞、徐世昌、徐树铮等人的欢心，因为他们正想着要对那些逆抗政府的尊孔复古、亲日倚洋的国策的新文化人士们狠狠警告一下，这林好的小说《荆生》正好替他们起了个威吓作用。除此而外，小说《荆生》也深得刘师培等人这些与新文化运动对着干、誓不两立的国故派、复古派们的欢迎，他们打心眼里热切希望“伟丈夫”荆生出来，替他们出出气。当然，与此同时，小说《荆生》也激起了新文化人士们的无比愤慨。
新春和残冬在这里也展开了激烈的生死搏战。
这天，鲁迅去部里上班，刚走进教育部大门，就听见过道里有几个职员正在议论林纾的小说《荆生》。
一位年轻一点的职员说：“林纾的《荆生》这篇小说，我看了也并不怎么样嘛！比起他翻译的人家法国人的小说《茶花女遗事》及其他的一些洋人的小说，就相差甚远了。这位林先生林大人，依我看已经是年衰才尽，也只能为他人翻译膺作而苟延残喘，自己独作已决无其能其力了。”
一位年老一些的职员摇着头说道：“此话差矣！你等切不可小看林纾的这篇小说。你等没看见，一个伟丈夫，就把陈仲甫、李守常、胡适之、钱中季、刘曲庵那些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帅大将们都吓回去了？”
旁边另外一个职员说：“不吧？或许人家都正在准备力量，伺机反击呢！”
年长一点的职员笑笑，摇摇头，说：“非也！非也！这已经好几天了，他们都缄默不语，他们哪有一点准备力量、伺机反击的架势呢？看来他们确实是已经被伟丈夫的拳打脚踢威慑住了，而逃下‘山’去了。”
年长一点的职员说完，仰面哈哈大笑起来。
旁边那位职员也点头赞同道：“也许于兄说的是。昨天小弟在北大校院里看见国故学教授刘申叔刘师培先生，满面得意之色，很有点天下已被他刘某握于手中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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