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六君子事件"之后，复于天启六年（1526年）再兴大狱，以"李实诬奏"案逮死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等七人，以及同年六月安徽的"吴养春案"，虽然源起各不相同，然而狱中前后经过，大抵也与六君子没有太多的区别。
第92节：最后一个大阉的末路(1)
最后一个大阉的末路
只不过，锦衣卫在天启六年奉魏忠贤命逮捕周顺昌伊始，却是遇上了不小的麻烦。
周顺昌是吴县人，曾在吏部任职。他为人刚直贞节，疾恶如仇，同乡的魏大中被逮入狱，便曾为其饯行，不但同起同卧，还许诺以自己的女儿嫁给魏大中的孙子。旁边的锦衣校尉等得不耐烦了，不停地催促他们快走，周顺昌瞪起双眼大声呵斥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世间有不怕死的男子汉么？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就是以前的吏部郎周顺昌！"进而对魏忠贤骂不绝口。校尉们跑回去把这事如实禀告了魏忠贤，于是等到苏松巡抚周起元等人因为开罪苏杭织造太监李实而兴起大狱的时候，魏忠贤便捎带着把周顺昌也给拖进了这趟浑水，派遣专人到苏州去捉拿这位不怕死的"周吏部"了。
当时带头捉人的，是锦衣千户张应龙和文之炳这两位。刚到苏州，连日阴雨，景色惨淡。周顺昌行将入狱的消息一传开，"穷村僻落，蝇附而至，愿一识周吏部，日不下万人"，都焚香为周顺昌祈祷平安无事。这里面固然有周顺昌"好为德于乡"，平日替家乡人做了不少好事的缘故，然而更多的，想来应该是大家对他不畏权贵的慷慨豪情由衷钦佩所致。有读书人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几位，还跑去找到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御史徐吉，希望他们能代为向上转达民愿，宽赦周顺昌的"罪行"。
偏是张应龙和文之炳不明就里，还想着在逮人之前多向人家勒索些银两，不然就威胁说"周某人要是在半路上不明不白地死掉了，你们也别来问我"，又说"这是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胆敢从中阻挠！"放声大呼"囚犯在哪里"，故作威风地把刑具镣铐扔在地上，发出阵阵锒铛声响。
其实不提东厂倒还罢了，一听他们说出东厂两个字来，民众更是愤恨难当，都说"我们还以为是天子的意思，原来是东厂想要诬陷好人"，平日最看不惯就是你们这些东厂走狗，今天还想捉我们的周吏部，大家忍无可忍，索性和你们拼了吧！
于是到了正式宣读逮捕令那天，民众群聚在巡抚衙门之外，"执香者烟涨蔽天，哭号声闻数十里"，就连城门内外都站满了人，上下遥相呼应，"声震天"。周顺昌怕连累乡亲，再三拜谢他们的一番深情厚谊，众人仍然不肯各自散去。碰巧又赶上毛一鹭和徐吉跑来与锦衣卫会合，下令开启大门，民众便趁势一拥而入，"势如山崩"地朝向锦衣卫打了过去。
当时情形，众人折断了衙门里的围栅木栏，"纵横殴击"，照着锦衣卫劈头就打。可怜是缇骑老爷们威风得惯了，莫说是魏忠贤当朝，就是大明开国二百余年以来，走到哪儿不是被人尊礼相待，哪里想到会惹出这种乱子来？当下措手不及，虽有武艺在身，却真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根本抵挡不住，唯有抱头鼠窜而已。有躲在房梁上的，有躲进厕所里的，还有避无可避，找些枯枝烂叶把自己盖起来溜进墙角里的--有个叫李国柱的锦衣卫官最倒霉，被人用木屐当头踹了一脚，屐齿陷入颅骨，当即倒地而亡。
既是乱拳，难免也会错打好人。有位叫作殷献臣的，为周家编写《周氏年谱》的作者，在场目睹了这番情形，担心会加重周顺昌的罪名，便对众人婉言相劝，"痛陈不可"，反倒也被当作"阉党"，"被悍民以香刺面，几饱以老拳"，白白讨来一顿痛打--民怨激愤无复以加，故此可见。
那么，苏州"民变"，究竟打死了多少锦衣缇骑呢？历家说法不一。《明史·周顺昌列传》说仅打死一人，而许多野史笔记则有二人、三人及"数人"之谓。毛一鹭和徐吉束手无策，最后请出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这两位"素得民心"的父母官百般劝说，民众这才意忿难平地逐渐散去。
至于那些幸得不死的缇骑，他们的情况也不见得多好，简直被打得有些精神失常了，躲进屋里不敢出门不说，只要听见谁说话声音大了些，就立马条件反射似地跪地求饶--毛一鹭只好聊尽"地主之谊"，派出专人在左右守护，至于什么宣旨逮人，自然也就无从说起了。
可是忠臣之于奸佞，君子之于小人，两者最大的区别，便在事到临头的节骨眼上，他们的选择往往大相径庭。周顺昌虽然得到父老乡亲如此爱戴，但他深知，自己一天不"落网"，事情便一天得不到平息，还会牵扯到更多无辜的性命。他于是"自诣吏"，又过了三天，便随着缇骑一块去了北京。当然了，因为死里逃生，心有余悸，锦衣缇骑们一路上对他极好，不曾有过任何不恭的举动。
消息传回北京，魏忠贤大惊失色--其实事情哪里有那些人所说，什么"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这般严重--差点就要那些拿替自己出谋划策的官员问罪，直到毛一鹭向他汇报，带头闹事的五个人，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都已经被捉拿归案了，一颗悬在半空里的心这才落回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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