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志愿军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山包，前些天，24军进攻时，只是占领了山包右边以及中段的大部分，而山坡最左侧，靠近公路边有两个敌军堡垒，由于得到了公路对面美军的强大支持，始终没有能够拿下来。端午节这天，美军就是从这个左侧发起进攻，在占领了大部分表面阵地之后，又把志愿军压制到了右边角上。
形势对老邓他们很不利，敌人随时可以沿着山脊的表面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击。这时候，弃守阵地当然是绝不允许考虑的。虽然志愿军也可以退回到坑道里，倚据坑口工事进行防御，但那样一来，坑道很容易被敌人封锁，再要想进行有效反攻就困难了。“从一上阵地，连长指导员就讲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守住阵地，阻止敌军通过公路，以实际行动支援主峰。”因此，如果退回坑道，虽然名义上我军在这个山头还保存有力量，但在战术作用上，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基于这个原因，师、团首长给老邓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直到天黑。
“天黑了就好办，我们的大部队从坑道那边上来，马上就能把敌人再赶回去。”眼前的这一小块阵地，不仅是掩护坑道和后方交通线的屏障，也是实施下一步反击的跳板。
说到反击作战，马甲听老邓头和老王头介绍过美军的一个特点，很有意思。美国人的工兵很厉害，修工事麻利。他们的部队一旦在前边占领了阵地，后面的工兵马上拖来各种各样的材料，几个小时就能把大大小小的工事、堡垒和障碍物建好，把枪、炮火力点、铁丝网探照灯什么的，布置得规规矩矩。如果工事修好了，美国兵防守得就很认真，可如果没有工事，美国人可不愿意像志愿军那样硬着脖子干，一般马马虎虎顶一下就跑了。针对这种情况，上甘岭战役后期，志愿军在与美军进行阵地争夺时，就十分注重使用炮火对敌人运输线实施干扰。这样，美军即使占领了阵地，他们的军工物资一时也上不来，接着，我们则马上利用敌人立足未稳，迅速展开夜间反击，争取夺回阵地。仗打到这份上，大家都精了。
反击是晚上的事，老邓他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把阵地给守住。
从增援部队一上来，指导员和两个参谋就开会琢磨防守的事。志愿军目前所在这个“右边角”的正面，坡很陡，敌人步兵不大可能从这里进攻，因此，防守的重点无疑是左面方向的表面阵地。但是，在正面仍存在着一个隐患，据指导员说，敌人在公路边有两辆坦克，能对我军阵地进行直射，在刚才的战斗中，我们的重火力点都被它打掉了，而由于坦克位置太靠近山坡，我们的大炮又打不着它。如果等会敌人再进攻，这俩铁家伙肯定会顺着山沟开过来，那时候威胁就大了。
那个年轻点的参谋说：“不要紧，我带人干了它。”这时，指导员转头问老邓：“山下面有两辆坦克，你敢去把他炸了吗？”
“敢啊，这有什么不敢的”，答应得很痛快。
年纪大一些的魏参谋（就是提醒吹联络号的那位）站起来喊：“高大炮，高大炮！”于是，高大炮跑过来了。这个高大炮老邓认识，他本来就是连里的兵。上甘岭阵地防御的方针是“前轻后重”，担任防守的一线连队，干部保持满员，但要抽出二三十个士兵补充到警卫连，扩充前指的预备队。高大炮就是从老邓他们连抽出去的。他是个老兵，姓高，可个子不高力气挺大，能把手榴弹扔得好远，就像开大炮一样，所以得了个外号叫“高大炮”，真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了。
向高大炮交代了任务，魏参谋又说：“这次炸坦克得把它炸得不能用才行，要是光炸了履带，它还能朝我们开火，得先想清楚怎么弄。”老邓寻思，都知道坦克后面有油箱，扔准了能把坦克烧了，要不然掀开顶上盖子往里扔也行，可谁有那个把握啊。于是没敢吭声。
“我有办法”，高大炮说，“拿带子把两个手榴弹连着，扔到炮管上这么一搭，就能把坦克炮筒给毁了”。
“能成吗？”
“能成”，高大炮力气大，自然也就信心足。
于是拿来苏联手榴弹（反坦克手雷），解下腰带一头拴一个，弄了三组，挂在三个人脖子上，说好了由高大炮负责扔，年轻参谋和老邓配合掩护。爆破小组从侧面溜下去，到了坡底就沿着沟边往左侧公路方向爬。
老邓说，电影上的志愿军总爱弄个草帽子戴在头上当伪装，可他们没有搞这个。上甘岭上面连石头都打酥了，到哪里找草去。
“山上光秃秃的全是土，只有些树桩子，被炸得横七竖八的。”
“1955年我们回下甘岭收容遗体（战役期间烈士遗体都临时埋在下甘岭村，后来分别移到了几个公墓），看到山上的树居然都活了，花也开了，红的绿的。可是人却烂得只剩下骨头了……心里难受啊。”
老邓他们三个下到坡底，每人披了一块阵地上装土的麻袋片，主要是为了遮住身上武器的反光。高大炮在前面爬，老邓跟着，参谋在最后。原本的计划是找个合适的地方设伏，等坦克来了再开炸。可爬着爬着，高大炮越爬越快，老邓都要跟不上了，参谋也连忙在后边小声喊“慢点慢点，别太远了”。可高大炮却仍旧不停地爬，还说“快快，我看见坦克了”。老邓急忙抬头张望，可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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