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冲进沟里，老邓就没有机会再开枪了，肉搏战开始了。“就是抡着枪托子砸呀，见人就砸，也被别人搞倒了好几回，爬起来再接着砸。砸到后面没力气了，趴在地上吐清水……”
老邓没力气了，敌人也丢下四十多具尸体跑了。战友们把他拖回工事里躲避美军的报复炮火。“劳君冠还以为我骨头断了呢，结果起来一看，一点事没有。”
老邓没事，指导员却身负重伤。“头盖骨裂开了，眼珠子挤出来一个，脑袋伤得像个血葫芦。”老邓把宝贝云南白药喂到指导员嘴里，虽然他此时已经无法咽下去，但老邓仍然坚持认为“回命丹”是起了作用的，是它保住了指导员的命。指导员伤好以后就复员了，但从此不能流利地说话，1966年，病逝于自己的山东老家。
到这时，阵地上的战斗人员只剩下二十三人，老邓连里原来的连、排级干部全部损失，腿部受伤的魏参谋成为阵地上唯一的军官。而这时，距离上级任务要求的“防守到天黑”至少还有三个小时。
形势严峻了……
第十一章
老邓坚持认为是他的“回命丹”保住了指导员的命。朱正常刚接了一句“头骨受伤也不一定致命”，老邓立马就急了：“不致命？把你脑袋敲开看看要不要命？！”在场的大家谁也不愿意做这个试验，因此只能一致服从老邓的意见了。
朱正常后来说，在指导员受伤的这件事上，老邓一直十分内疚。指导员是带伤参加肉搏的（右锁骨击碎），作为通讯员本应该保护好领导，结果他光顾自己打，最后连指导员是怎么受伤的都不知道。因为这一点，战后给老邓授一等功时，一开始政治部也有不同意见，后来是团领导表态才平息了争议。1956年转业的时候，立过战功的人都上台发言，老邓当时说到指导员这事，哭得一塌糊涂。
其实，在马甲看来，指导员能够活下来，很大原因是运气好，送医院及时。当时阵地上的重伤员都是临时转到坑道中等军工来的时候再分批抬下去，敌人的干扰炮火很猛烈，军工经常上不来，时间一长，许多伤员就牺牲在坑道里了。而这次，当老邓他们把伤员送进坑道的时候，朝鲜军工竟然冒着炮火送弹药上来了，指导员是第一个被抬下去送医院的。
说到朝鲜军工，老邓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女同志。“头上垫个圆盘盘，多沉的箱子、袋子都往脑袋上搁，爬坡、跑步头上的东西都不会掉下来，可有能耐了。”朝鲜人的衣服宽宽大大的，里面能藏不少东西，可是，老邓一直纳闷他们的口袋到底是安在了什么地方。
老邓送走指导员回到阵地工事，前指已增派了八个人上来（本来是十二个，路上伤亡了四个），还带来一门迫击炮。老邓听见魏参谋在电台里对前指喊，要求敌人进攻时我军一定要实施炮火压制，特别是要压住敌人的支援火力。前指却反过来要求阵地“大胆坚决地进行反击、用迫击炮消灭敌人火力点”，还说“要敢于战斗、敢于胜利”。魏参谋放下话筒转身一问，才知道副团长不在，是参谋长在前指指挥。魏参谋就不说话了。
（马甲觉得，朱正常和老邓对这个团参谋长都不太感冒，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却不清楚。部队里的军官素质是有差别的，比如，魏参谋和朱正常当时都是团里的连职参谋，可如果这时阵地上换成由朱参谋指挥，呵呵，谁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这当口，高大炮跑来找老邓，他先问了问指导员的伤情，然后打听说“你没有把我们炸坦克的事告诉指导员吧？”老邓回答：“告诉了啊，没说你不好，指导员还夸你呢。”高大炮于是明显放心多了，接着，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个玩意，悄悄问：“通讯员，你说这东西要交公吗？”老邓一看，是一副眼镜。
按当时的规定，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包括手表、钢笔、笔记本都是要交公的，可高大炮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这个眼镜是否也应该交公，老邓就有点把握不住政策尺度了。老邓说，当时他们不知道眼镜是有不同度数的，还以为眼睛不好的人随便带上副眼镜就管用呢。
两个人正在那里讨论眼镜的事，魏参谋过来了，问老邓熟不熟悉山脊中段那边的地形。老邓说熟悉，部队一上阵地他就转遍了，前几天还在那边值过观察哨。魏参谋就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敌人很快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我军光靠表面阵地很难坚持住，必须“大胆坚决地进行反击”，考虑到敌人这次一定会用相当力量保护其进攻的侧翼，所以我们如果还像原来一样在侧面作反突击，将会遇到很大困难。所以，魏参谋计划，用一部分兵力穿插到山脊中段，当敌人发起进攻时，穿插人员直接攻击敌炮兵阵地。一旦消灭了敌人的火力支援点，我军就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
“你带5 个人去，摧毁敌人的直射火炮以后原路返回”，魏参谋问，“有问题吗？”
“没问题。”
老邓说，当时他一听就知道这是个“要牺牲”的任务，可在战场上，这都无所谓了。自从一上前线，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最后是会死的，只是不知道哪一天轮到自己。“这下知道该轮到我了，那就准备牺牲呗。别人能牺牲，你为什么就不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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