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该怎样救国救民呢？是像禹升联县长那样？是像披着黑斗篷的师长那样？是像那几个被罗小扁担杀掉的国军士兵一样？还是像眼前这位哭哭涕涕的女军官一样……这都不是办法啊。
或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是一种求得平安的选择？
“管他呢，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今后还是这么办吧。”王三官心想，也许，亡国奴的滋味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
柴志兰离开大洼村的第二天，日本鬼子来了。
中午的时候，东面的山坡上出现一大堆人，不像是逃难的群众，但分辨不出是在做什么，这让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从南面也来了队伍，前面的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串步枪和机枪，穿的是米黄色衣服——日本人！
老百姓惊慌起来。6 月份，地里的玉米刚拔节，只有村东的一片“草高粱”（当饲料用的大高粱）可以藏人，于是大洼村的男女老少都拼命往这一小块青纱帐里钻。男人们牵着牲口、女人们拿着行李，蹲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不一会，高粱地外有人嚷：“都出来吧，早看见你们了，还躲什么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动。外面又喊了：“保长出来！王三官先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这是谁啊？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王三官犹豫着站起来。
姐姐一手抱着个座钟、一手扯着他的裤腿，不让他出去。可不出去又怎么行？人家要开枪了。
地头上站着几个穿绸缎衣服的人，领头的拎着把盒子炮，原来是先前的土匪头子、外号“山连山”的崔巍。他对王三官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王三官跟着他向东面的山坡走。到了这里才看见，坡上站着一群青壮年，都被绳子捆着、拴成一串，日本兵把几个人推到一个大坑旁边，用刺刀一捅、人就栽进去，然后再押一拨人上来……有几个“机灵的”没等鬼子刺刀扎上就往坑里跳，鬼子就向坑里填土，生生把他们活埋了。
俞二算盘的哥哥“俞大算盘”也和鬼子在一起，看见王三官来了就问：“村子里藏着有支那兵没有？”
王三官知道他问的是国军，连忙摇头。
又问：“有枪没有？赶紧交出来。”
枪支倒是有。保丁配备了几杆“土压五”，前些天还抢了两枝汉阳造，因为怕惹祸，都丢到井里去了，王三官答应：“马上捞出来，全部上缴。”
这时候来了个日本官，指着高粱地“咿哩哇啦”一通吼叫，意思是要那里面的人赶紧出来。俞大算盘也催着王三官去喊人，不过还是悄悄交待了一句：“女人藏着，别出来。”
回到大洼村，村子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鸡毛、猪头和牲畜的毛皮身子随处可见。小鬼子吃鸡只吃腿，撕下鸡腿烤着吃，杀猪只要肉，用铡刀把猪砍死，割下几块肉挑在枪上，别的就不要了。
王三官家的耕牛也被杀了，牛屁股上的肉被切去了两块。院子里满是破碗烂瓷，粮食、被褥、衣服弄得乱七八糟，墙上还写着几个字：“大日本皇军在此路过，昭和十九年。”
这帮鬼子，有柴草不用，把各家的纺车、桌椅板凳拿来烧水做饭，吃饱喝足之后就在面缸里、灶台上拉屎撒尿，真是可恶至极。看见老百姓回村，一帮鬼子又兴奋起来，跑到路口比划下流动作，嘴里嚷着：“花姑娘的，塞古塞古。”等发现回来的人不是大老爷们就是老太太，顿时气急败坏：“哭啦，八格牙路。”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王三官的心里一阵阵的痛，他明白：从今以后，要当亡国奴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三官娶亲了，新娘子姓谢，是保和乡卸甲店人，比他小十岁。
他依然是十六保的保长，罗小扁担也还是他的副手，只有俞二算盘到县里做事去了，他哥哥“俞大算盘”在日本人开办的“大信公司”里当总办，捎带着把一家人都弄到县城里“做官享福”。
王三官没有享福的运气。日本人在县城东南的望城岗建造飞机场，同时还加固城墙、维修公路、垒筑碉堡、开挖壕沟，征用大量民夫。保长的任务是召集青壮劳力替鬼子干活，这让王三官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洞阴大帝”的生日。
水官是主管“解厄”的，往年这时候，人们都要到三官庙来祈求消灾，可今年却办不成了，大洼村的三官庙已经被日本人拆掉，砖头和木料都拿去修了炮楼。“洞阴大帝”连自己的灾祸都不能免，当然也就更帮不上凡人的忙了。
这天，罗小扁担倒是挺高兴的，一大清早就满世界嚷嚷：“屎壳郎掉进面缸里，又是个白胖小子！”——他老婆的本事大，还真的给他生了个“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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