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屋里的人太多、铁锹施展不开。才打了几下，小鬼子就带着伤跑了出去，守住院子向屋里开枪，子弹穿过窗子飞进来，把缩在炕上的罗小扁担老婆和王三官的新娘子都打死了。
没过多久，鬼子兵和便衣队也闻声赶来，一把火烧了罗家的房子。金豆、铁豆和刚出生的小土豆都被关在屋里烧死了，罗小扁担被打得皮开肉绽、押到县城等候处决。
按“保甲连坐”的规定，管事犯事，保长要负连带责任，罗小扁担活不成，王三官也被关进了死牢。俞二算盘吓得面无人色，他要不是到城里当差，这回也得跟着送命。
罗小扁担的腿断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岔子，神智也有些不清楚了，一会儿哭一会儿骂。清醒的时候，要么说：“保长啊对不起，我把你老婆害死了，把你也害了。”要么就骂：“王三官，你这个笨蛋，为什么把我的枪收缴了？要不然，我今天非打死几个小鬼子不可……”
王三官欲哭无泪。
天黑的时候，死牢里的人被押到“五二部队”的营地，这里原先是个书院（解放后的舞阳县中心粮店），院子外边的操场就是行刑的地方。
那时候，舞阳县城里的日本驻军很多，除了“五二部队”，还有“四七部队”、“五八部队”、“红部队”，弄不清是什么编制，反正都属于第三十七师团。日军中有老兵，也有没打过仗的新兵，鬼子就用中国人“练手”，让新兵拿刺刀捅人来提升胆量。
操场上立着四根柱子，相互间隔五米左右，罗小扁担和另外三个人被蒙着眼睛、绑在柱子上。操场边有一群日本兵，四个人一组、站成好多排，都端步枪、插着明晃晃的刺刀。当官的把小旗一挥，当兵的就一拨接一拨地往上扑，这个捅完了那个捅，把柱子上的人扎得不成样子。每次杀人之前，日本教官都要先比划一下，杀过之后还要点评一番，鬼子们哄笑着，完全不把柱子上的生命当回事。
面临死亡，王三官并不害怕，他只是感觉到几分沮丧——这样的任人宰杀，就是亡国奴的滋味啊——想起柴志兰临走时说的话，“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心里不由得好一阵懊恼：大老爷们的见识还不如一个女孩儿，事到如今，又能怪谁呢。
接连杀了两批人，王三官估摸着快轮到自己了。
就在这时，外面跑来一个日本娘们，嘴里喊着：“乔都吗代（等一等），王保长的有？”
和这女人一起的还有个名叫柳赖的日本浪人，这家伙不是什么好鸟，在县城开办“警察训练班”，是便衣队的头子。可是，柳赖跟日本军官叽里咕噜一番，鬼子居然就把王三官给放了，那日本娘们还过来鞠躬，请王保长去“敷啦敷啦”。
王三官莫名其妙拣回了一条命，虽然不懂这“敷啦敷啦”是啥意思，但比起“死啦死啦”肯定要舒服一些。他弄不明白，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救他？
舞阳城北大街有个日本“慰安所”，平时，王三官从没想过要看那里一眼。可现在，这女人带着他走了进去，还准备好“热汤”、要帮他洗澡，原来所谓“敷啦敷啦”，是这么个玩意。
王三官既害羞又害怕，死活不肯在这日本女人面前脱衣服，那女人急了，悄声说：“王先生，您别担心，我也是中国人。”
事情是这样的。
吃晚饭的时候，“大信公司”在慰安所旁边的饭店里宴请贵宾。“大信公司”是日本人借商贸名义开办的特务机构，隶属于郑州的十二军军部，今天的客人是总经理重本仪一的亲戚、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吉田大佐。
席间，吉田大佐说到1941年日军从舞阳县撤退的时候，他的战马和几个部下的尸体没来得及运走，可这次去大洼村附近重游，发现士兵和马匹早已被掩埋好了，还立上了坟标，不知是哪位“义士”所为……
陪坐的“俞大算盘”正好知道这件事，立刻报告这是王三官干的，还说他现在已经被便衣队抓起来、马上就要没命了。当时，便衣队的柳赖也在酒桌上，重本仪一当即派他去刑场看看，如果人还活着，先送去“敷啦”一下，再带到饭馆里来见面。
柳赖知道，在死囚牢里呆过的人，即使没死也一定很埋汰，所以他直接叫了个慰安妇跟着去刑场。舞阳县“慰安所”里有四五十个慰安妇，大多是从北平、保定抓来的女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给王三官洗澡的这位，以前是保定女子中学的学生，两年前就被鬼子“征用”了，最近才随军到了舞阳。
便衣队的人给王三官准备了一套新行头，硬底鞋子、瓜皮帽、斜纹洋布的衣服裤子，上下一身青，质量不错，可王保长却觉得穿起来浑身的别扭。
来到饭店包间，俞大算盘大呼小叫：“恭喜兄弟了，大难不死，还享受了艳福，真是好人有好报啊。快来谢谢各位太君！”
王三官挨个给鬼子们敬酒，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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