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事情，王三官当然不能推辞，忙碌一番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三更了。
一进屋，看见地下铺着草，十多个当兵的坐在麦秸上休息，有的擦枪、有的补衣服，见到他就满面笑容地打招呼：“主人家回来啦。”
王三官顿时有些迷糊，哪里来的兵，这么和蔼客气，真是从没遇到过的事。他连忙对姐姐说：“怎么不请老总们上炕休息呢？还不赶紧去做饭？”
“他们都不愿意上炕，也不要我做饭，说是不能打扰老百姓……”
“老王，不必客气，我们身上尽是血污泥垢，在地上靠一靠就行了”，说话的正是前些日子在路上遇见的那个人。
原来，这人是舞阳县新来的县委书记，名叫苗宝泰。前几天，他带着“叶舞支队”10的一个排到北边去办事，途中和鬼子遇上了，一伙人边打边跑、死伤了好些个，走到大洼村附近实在没力气过道沟了，就想起王三官的姓名、地址，于是一路摸到他家来，打算休息一阵再走。
王三官听说过苗宝泰的名声，他想把“县太爷”拉到炕上休息，可苗书记不愿意，只是问能不能赶紧找个医生来。
大洼村附近没有医生，只有罗大扁担因为练武术的原因、懂一些跌打损伤的医术。罗小扁担死了以后，老头一直住在村公所里，王三官就去把他叫来了。
见了伤员，罗老头觉得很为难：“我只接过骨头，没治过枪伤，不知道行不行。”
新四军都说：“一定行的，你就大胆动手吧。”
有位姓陈的排长，肩膀上吊着布条子，用块小木板将手臂托着：“我胳膊上的伤已经四天了，好像是一颗匣枪子弹打进去了没出来，你拿我先开刀，有事决不赖你。”
“伤口治过了没有？”
“哪里有人治，先受伤的找块膏药贴上，后受伤的连膏药都没有呢。”
既然如此，那就治吧，可受伤的战士有五个，而罗大扁担却没有伤药。王三官想了想，“我知道哪里有药”，说着就跑到生孩子的那一家，拎起稳婆的药篓子就走。老婆子追出来问：“保长，谁家又生孩子了吗？”王保长哪里敢告诉她。
把药拿回家，罗大扁担朝篓子里看了看，眉头皱成一团：“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药？”
王三官说：“从接生婆那里。”
一屋子的人全乐了。
解开陈排长胳膊上缠着的布条，立刻就闻到一股腥臭的味道，撕开最里面一层的大膏药，发现由于先前裹得太紧不透气，伤口已经黑了，肌肉也开始腐烂。又看看伤口背面，果然没有穿透，子弹还在里面。
罗大扁担说：“必须把子弹取出来，不然的话，周围的好肉还得烂、这支胳膊也要废了。不过，你可要忍耐些才行啊。”
“不怕的，你情管动手吧！”
先兑了两碗盐水给伤口消毒，然后就用一根铜针探进去找弹头。陈排长痛得浑身直哆嗦，却还是说：“不怕，不怕的。”
铜针通进去两寸深，终于探到了子弹头，陈排长的脸上全是汗，衣服湿透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王三官帮着拨开伤口，罗老头用镊子夹住弹头、使劲往外拔，随着一股脓血向外喷出，子弹终于出来了。
陈排长疼得满脸鼻涕眼泪，却始终没有哼一声，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这个手术，可真够刚强的。
罗大扁担拣出归尾、红花、儿茶……配成敷剂糊在伤口上，笑着说：“没办法，药婆的篓子里只有这些东西将就能用。不过，你遭的这份罪也和生个孩子差不多，算是一场大难了。”
陈排长也笑：“子弹取出来就轻松了，马上就能打鬼子，让他们也遭回大难！”
那天晚上，几位伤员都得到了救治。
休息的时候，苗宝泰仔细询问大洼村周围的环境和县城里鬼子的情况，王三官一一做了解答。他也向苗书记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你们和史聘侯、刘馨吾原先在一起共过事，现在怎么不能好好商量，一定要打架呢？”
“我和刘丹岑11是同学、王方明的哥哥也在国民党，彼此间并没有私仇。可是，我们要抗日，而国民党却宁愿把舞阳留给日本人也不让共产党进来，还调集部队围剿我们，这就犯了众怒！南山是嵖岈山进舞阳和叶县的路口，新四军商谈了多次，刘馨吾和史聘侯12就是不肯借道，你说该打不该打？”
王三官就再没说什么。
新四军来到南山，舞阳县立刻热闹起来。村口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宣传抗日的标语传单，游击武装也时不时的打伏击、搞偷袭，折腾得敌人坐卧不安。
1945年春节前，维持会的日本顾问小野和翻译官潘庆扬到猪栏（朱兰）收购年货，游击队也混到集市上想借机干掉他俩。可是赶集的人太多，一直没找到机会动手，后来就被便衣队发现了。“山连山”崔巍和游击队在街面上对打，结果，小野、潘庆扬和崔巍虽然被击毙，却也误伤了一些无辜的路人。鬼子汉奸就拿这事做文章，树了块“勇士碑”，除了吹捧崔巍，还写着“共匪如洪水猛兽，切需严防”——这块碑没过多久就被人砸了，老百姓知道，什么共匪？汉奸“山连山”才是真正的土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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