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偏偏就有人不识相。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伙人，领头的是个税捐稽征处的录事，他大模大样地训了一通话，说什么牙税、牲畜税、屠宰税，还讲什么“督征旧欠”、“积赋并征”，反正是要钱。村长说实在没钱呀……那个录事就喊人搜村子，没找着粮食，发现两头没来得及藏好的牛，就牵走了，村里人说尽好话也拦不住。
葛二蛋在边上对伪军保安队长说：“李大哥，真把牛拉走了，可要出事的。”保安队长咧着嘴笑：“葛二哥，我知道，要出事。”
稽征队出了村，葛二蛋带着“快枪组”也出去了，先到路边埋伏好，等了好久，看见那伙人过来了，稽征处的人走前头，保安队牵着牛、驮着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抢来的东西走在后头。
队伍到了跟前，排子枪响了，伪军保安队立刻跑得没了影。稽征处的人当场打死了一个，其他四个全被抓了。
把俘虏和追回的财物带回村里。东西好办，可人咋处理呢？想了一会，葛二蛋有主意了。
召开群众大会，四个坏蛋跪在前面，葛队长先揪起那个录事，问大家：“乡亲们，这家伙到咱们村里来祸害人，还抢牛！大家说，是砍了还是放了？”
“砍了！”
“好的，来人！”于是立刻拖出去砍了。
再揪起一个已经完全吓傻了的，问：“这家伙到咱们村里来祸害人，还抢牛！是砍了还是放了？”
“砍了……放了。”由于已经看到血淋淋的场面，有些人心软了。
“还是喊砍的人多，好的，砍了。来人！”于是又砍了。
第三个已经瘫了，揪起来再问大家：“这家伙到咱们村里来祸害人，还抢牛！是砍了还是放了？”
“……放了吧。”老百姓终究是善良的。
“好的，民主，放了。”虽然放了，可这小子已经走不动路了，只好架出去。
第四个顿时觉得自己运气来了，满脸鼻涕眼泪地望着大家。葛二蛋揪着他问：“这家伙到咱们村里来祸害人，还抢牛！是砍了还是放了？”
“放了吧，放了吧。”
“好的……哦，也不能太民主，这回该听我的了。来人！把这家伙拉下去打五十军棍。”
可怜的家伙，不知道应该喊幸运还是该喊倒霉，反正也是被打得走不动路，抬了出去。
区长听说这事，说：“怎么能这样，既不查清罪行又不请示，乱杀人乱放人。”
葛二蛋不以为然：“我又民主了，又反对绝对民主了，难道还有错了不成？”
区长县长哭笑不得。
不过，税捐稽征处的人是再也不敢到塔湾来了，都知道这里有个二百五活阎王，简直吓死人了。
眼看要到麦收了，村里接到了两张缴纳粮款的告示，一份是冀鲁豫第十公署的专员张耀汉签的，另一份是伪曹州道的道尹朱经古签的。村长照着念了一遍，葛二蛋把朱经古扔一边去，开始琢磨张耀汉的条子。
1944年以后，天公作美，华北粮食收成逐年看好，军粮收购也就不太困难。共产党政府为了减轻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运输压力，允许一些地方用货币或者其他军需品抵充公粮，棉花布匹、铜片子弹壳都可以，如果是弹药就更好了，一枚迫击炮弹能够顶一千二百斤小米呢。葛二蛋和秀松算了半天帐，觉得还是交弹药最合算，可这些玩意上哪儿去弄呢？
隔天下午，有村民回来说，二十多里外的公路上，停着一辆拉军火的马车，马匹被路沟崴断了腿，只有几个伪军守着。葛二蛋一听来劲了，招呼快枪组就往那地方奔。
到了跟前一看，可不是，三个伪军正在马车上打盹，车边上摆着好些个弹药箱子。秀松提议是不是等天色晚点再打，二蛋说：“不行，你没看见他们正等人呢，再晚点就没戏了。”
于是就开打。一排枪过去，一个家伙栽倒了，另两个抱头滚到了路边，民兵们兴奋地从高粱地里冲出来，嗷嗷叫着往前跑。突然，公路两头都打向他们打枪，当场就有一人被击中头部牺牲了，还有俩人受伤倒地，大家被打蒙了，左右一瞧才发现，坏了！敌人在前后都放了警戒策应，民兵没经验，根本没注意到。
队伍呼啦一下就溃散了。葛二蛋和秀松喊住孟三，三个人拼命把伤亡者拽下来，钻进青纱帐里开溜。走到半路，肚子上中枪的民兵就死了（大腿受伤的那位，日后也成了个瘸子）。这下可麻烦了。
回到村里，死者的家属哭着喊着找葛二蛋赔人。还有几个老太太抱着儿子的枪还回来，说是他们家孩子要退伙了，再跟着葛二蛋瞎整，早晚会送命。葛队长垂头丧气地说：“我这也是为了让大家少交点粮食么……”
区干部到村里来给群众做思想工作、发抚恤金。他们在肯定了葛二蛋斗争意志的同时，也批评他“盲动”的失误，并且指出：民兵队胜利时一哄而上，失利时一哄而散，说明平时思想教育不够、军事训练不够，需要改正领导作风。从此以后，葛队长的“高参”秀松同志改任副队长，什么“师爷”、“先锋官”、“护兵”之类的职务也统统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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