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拿到约旦签证的时候，已是5月中旬了。此时恰逢“非典”肆虐，我呆在家里，做着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外电记者开始报道说：由约旦进入伊拉克的边境被美军关闭——因为战争未结束，记者被滞留。
这对于即将踏上征途的我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未思成先思败——不然，等我抱着侥幸心理到了约旦，却被滞留在那里可不是什么意外的惊喜。于是，我给自己制定了第二条路线——叙利亚签证，这样的话，双保险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能保证我还能顺利进入伊拉克。
5月底，我采取同样的方法，联系了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可惜同样的方法未能再次奏效。无奈之中，只有给叙利亚驻北京大使馆电话申请。那次通话中，我冒充一个民间媒体的记者的身份，说希望去伊拉克采访，报道战事，途经叙利亚，渴望能被给予照顾。
叙利亚大使馆回复说：大使馆没有资格批签证，需要内政部审批，但是大使馆可以代为转交申请材料。不过时间周期可能会很长，也许一个月，或者干脆就不批。
再渺茫的希望也比没有希望强，我决定把这出戏一直演下去，直到演出有结果为止。于是我杜撰了一套完整的采访资料，传真了过去。20天后，叙利亚驻华大使馆打来电话通知我，叙利亚内政部已经批了我的申请。我高兴之余，打了个电话请北京的朋友帮我代办。没两天，叙利亚的签证也寄到我手里了。
2003年6月中旬，两个充满了谎言和借口的签证，仅仅用了300元的签证费就摆在了我的面前。即将踏上征程的我，想起这两个签证若是经代办倒手的话，一定是喊出上万元的天价，一时间，心中充满了得意。
整装待发 2.前 瞻
签证到手后，本来预计在6月中旬即可成行。不过人算不如天算，“非典”打乱了我预期的安排。在那一时期的许多国家都限定不准中国（来自“非典”爆发区）公民入境，如果我当时贸然坐飞机前往，必定给堵在约旦的机场里不让出去，然后再灰溜溜地被赶回来。
幸好我和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得到了“暂时不要出来”的劝告。在焦急的等待中，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筹备工作也渐近尾声。成天泡在网上，渐渐对海外华人在中东和波斯湾的创业情况有了个大致的掌握。
历经多年的发展，迪拜已经成为华人在中东和波斯湾淘金的一个重要阵地。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迪拜已经以繁华被称为“中东的香港”，成为中东、北非的商业中心。自1996年开始，淘金的华人更是大量涌入。到2001年之前，迪拜的生意都非常好做，外贸利润空间大得惊人。这样丰厚的利润，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商人蜂拥而至。这下人数上去了，场面也开始混乱起来——众华商全盘继承了国内价格大战造福消费者的优良传统，很多中国商户赔得自己没裤子穿，也要以低于成本价甩卖商品，造福阿拉伯兄弟。当时在迪拜做外贸的华人，多数都在赔钱，货物在迪拜的售价比在国内的批发价还要便宜；我赔你也要赔，我死也要找垫背的。又一个海外黄金市场毁在某些不道德的中国商人手里……还有一个消息大大不利于培养民族自豪感：在迪拜，有近千名来自中国的女同胞走投无路操起了人类最古老的皮肉生意。
这些悲惨的案例刺激了我去伊拉克的决心——宜早不宜迟，在市场还没有被同胞做到砸锅卖铁的地步之前挖到第一桶金，使自己迅速壮大。国内的兄弟自己打价格战，勇猛无比，但要深入敌后，有勇气的人还不多。由于战乱，伊拉克至少有两年的时间不会出现大量的华人竞争者——这可要比去其他国家强太多了。当然，未思成，先思败，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万一不如意也不能丧失自我价值与尊严。这一点，即使后来在伊拉克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忘记。
整装待发 3.“班超”，我出发了！
2003年6月底，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战争结束。
几天后的7月初，我来到了美资的友邦保险公司，想为自己投一份保险——遭到了对方的拒保，理由是伊拉克属于“战争地区”。我当时就和人拍了桌子，还动用了国骂：TMD，战争是你们美国人发动的，也是你们美国总统布什在几天前宣布结束的。打也是你们，和也是你们，怎么现在又算“战争地区”了，你们咋不和你们总统保持一致呢？
最后，保险公司的经理出面解决，我以一年4000多元的保金买下了一个意外伤害加医疗保险，万一牺牲在伊拉克，家人最高可获得的赔款是60万元。
7月初，我建立的中伊商旅网正式投入使用，中伊商贸咨询有限公司也已顺利注册。尽管那时候，一切业务还都没有展开，但我觉得，已经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从一个办公室职员变成一个即将踏上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淘金的商人，虽不是真正的军人，也可以说是“投笔从戎”了。如果把我自己设想成班超，那么“投笔从戎”接下来的一场大戏，就应该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了。
7月7日，约旦对中国解除禁止入境的限制——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在其官方网站上随即发布消息。消息出来的当天，我就订了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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