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1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明确提出：
“同人等认为总统及统帅之职权不可再虚悬，政府更不能处于危疑奠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开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祷。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难危，群情殷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李宗仁于接电后14日复电：
“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遽作长途旅行。”
李宗仁的电报显然是推托之辞，他心里明白，他无论赴不赴台，是不能阻挡蒋介石复职的。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解释自己的此种举动：“蒋先生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我之所以要通电斥责，原因是作为代总统身份，我至少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蒋介石却不把李宗仁的“法统”之辩放在眼里。他称自己恢复“总统”职务乃是由于“国民大会代表的建议”，加上“多方面的肯切要求”，是“顺应群情”。
然而，蒋介石自己知道，在大陆选出的“国大”代表1300余人，如今有的已经成为北京新政协的代表，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则不知逃向何处，随蒋介石到台湾的，远不是法定人数。
他推出“国民大会代表的建议”作为复职的依据，并不能使他的“总统”有更多的合法性。
其实，合法不合法，又奈蒋介石如何，法就是蒋家定的，天下也是蒋家的，信手拈来，想坐就坐，坐烦了就“引退”，何况，蒋介石的三次“引退”，都是被迫不得已，实际上又引而未退，想复出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蒋介石复出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门户。
蒋介石早想好了，台湾，还是要由蒋家来“经营”，自己虽年过六旬，尚余勇可贾，但将来有一天，会把“宝座”让给亲生儿子蒋经国。
但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蒋经国资历尚浅，国民党内部有一部分人不买他的账，如果眼下就把蒋经国摆在太显眼的位置，那就会弄出“蜀中无大将”的寒酸相，影响不太好。
因此，必须另外物色人选，要物色的人必须对老蒋、小蒋均忠诚不二，能够帮着老蒋支撑眼前的局面，又能保证小蒋的地位稳步上升。
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孔祥熙、宋子文远走高飞了，陈果夫重病在身，陈立夫又不能用，衡量来衡量去，只有陈诚最合适。蒋介石在下野前，就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当蒋介石感到下野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便突然发表此项任命，而前任“省主席”魏道明事先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人台北，并于1949年1月5日就职。
李宗仁曾就此感慨地说：“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布置的周密。”
陈诚不仅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与蒋经国、蒋夫人关系也一非同寻常。陈诚的妻子谭祥是曾当过国府主席，素有“药中甘草”之称的谭延闿的女儿。
陈、谭二人结为连理，是蒋夫人亲手作媒撮合而成，谭祥并认宋美龄为干妈，从这层关系上看，陈诚也是自家人，所以，台湾的“行政院长”一职，自然非陈诚莫属了。
之后，蒋介石又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
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
吴国桢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一向推崇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套政治，有“民主先生”之称，深受美国欣赏。
孙立人也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在军中一副美国式作风，也很讨华盛顿喜欢。
蒋介石所以重用这两个人，自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才干，而是向美国人作出姿态，改变自己独裁者的形象，使外界认为自己有决心打破门第观念，不再任人为亲。
“海军总司令”由桂永清担任。
周至柔任“空军总司令”兼“参谋总长”。
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老，则纷纷被打入冷宫。
白崇禧挂了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空名，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
白崇禧和薛岳两家，都曾被蒋经国派人检查过，连地板都被挖开搜查一遍，名义说是对所有人都搜查，实际上只有白、薛两家如此。
白崇禧活得极为可怜。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时，白崇禧也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的票，以明心迹。每逢当局攻击李宗仁时，白崇禧毫无例外地随声附和，发表一通攻击李的言论。
何应钦当时也挂了一个空有其名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牌子。
何应钦感到大势已去，因此，处处做出一副绝意于政坛的样子，自称是除了“三打”之外，什么也不打了，一打桥牌，二打猎，三打球。
阎锡山当了“国防部长”，却有职无权，后改为“总统府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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