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台北市报业工会发表声明，表示以沉痛的心情接受事实，以尽守法之义务，同时表示：
一、续认此法违背“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之基本精神。
二、此法若干条文含混笼统，使人困惑，望“政府”执法时勿浮滥使用，尤不宜感情用事，故人人罪。
三、争取新闻自由为记者天责，不因修正案通过而解除，仍将不断要求当局再事修正，以臻合理完善。
杯葛“出版法”和弹劾俞鸿钧，是当年CC派作为“忠诚反对派”，在台湾政坛上演出的最具声色的两台大戏，而《出版法修正案》的通过，则表明CC派被迫在“忠诚”和“反对”之间作出选择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此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党内派系活动的压制，CC派虽然不断发出在主流派听来不大和谐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微弱，终至渺不可闻。
4．“总登记”--CC的总崩溃
CC派失去了首领，剩下的人马又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受排挤，势力越来越弱。
然而，减轻CC派的势力，并不是蒋介石的目的，蒋介石的目的是让CC系土崩瓦解。
蒋介石制造各方面机会迫使CC派彻底解体。
1958年7月，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蒋介石提出党员要重新登记。
蒋介石要制订党的“规约”，凡愿登记者必须宣誓，尊重组织，服从党魁。登记后，党员重新编组并整顿纪律。登记的目的是使党员“执行中央党部的决定而不再分歧，笃信革命的领导中心而不分派系。”
很明显，这次登记主要是冲CC派来的。
蒋介石声称：“这是本党对党员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我对全党同志最迫切的呼吁。”
蒋介石劝谕全党：“今日我们在台湾已到了最后的地步，如果再退一步，只有一齐跳海，同归于尽了……因此，大家必须不分彼此，不计恩怨，只要共同努力，相互规劝，开诚布公，相忍为国。至少也可互助互谅，一致御侮，万不可发生摩擦，自相矛盾，反被仇者所快，甚至被其乘虚抵隙，重蹈民元以来，本党的覆辙。”
蒋介石针对CC派的“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说：“我也知道有些在中央级民意代表同志，以为其今日对党已无所望，更无所求，故其再作党员只有负担，并无利益，所以我在今日决不怪大家对党失望或失态，亦不怪大家对主义和领袖失去了信心。……所以，我总是不断为他们研究出路……最后研究结果，只有提出这党员重新登记的办法。凡是其有不满反共革命现状，或已失去其对党与领袖信心的，都可在此登记时期，不再登记，就算是脱离本党，还他自由。”
显而易见，蒋介石已给CC派的老党员找好了出路，迫使他们就范。
当时，国民党中央很多党员都担心不登记的人过多会产生副作用，特别是把上百名享有终身制的CC派“中央民意代表”推出去，对国民党简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蒋介石似乎早料到了这一点，他说：“预料这次登记，其不愿意登记、不参加编组的人，当不在少数。”
但蒋介石执意要搞，并以孙中山关于“革命党员贵精不贵多”的话训勉全党，可见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恰恰在这个时候，党外的自由分子发出“组织反对党”的呼声，并准备吸收国民党内的“自由民主人士”参加其中。国民党不想为渊驱鱼，加之此时金马地区又出现紧张局势，于是“登记”一事顺势搁起，CC派得以继续扮演其“忠诚反对派”。
1958年，陈诚“内阁”提出“电力加价案”，请“立法院”批准将台湾电费加价54％，CC派的开明“立委”认为，此项涨价是为应付电力扩充资金，应从其他渠道另辟财源，不能把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
为此案，“立法院”内掀起争论，企图阻止“加价案”的通过。
实际上，电力加价是为了用经济杠杆刺激电业发展，从而为台湾工业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无可非议。
CC派“立委”之所以干预此案，一则是因为此项加价必将导致物价全面上涨，一般老百姓的消费心理难以接受，故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场上“为民请愿”，二则也是因为前此不久在“出版法修正案”的辩争中，CC派被迫转变立场，招人非议。故抓住这次机会，卷土重来，以便挽回面子，修补其政治形象。
斗争的结果是“行政院”被迫同意把电价上涨幅度从原定的54％降低到32％。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1960年，陈诚“内阁”再次提出“电力加价案”，要求电费上涨36％，CC派“立委”则再次站出来干预。
对于CC派此次行动，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坚决。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开除领头闹事的CC派立委齐世英党籍，并严令党籍“立委”必须执行“中央决议”，无论个人意向如何，表决时必须投票赞成，于是，“电力加价案”强行通过。
齐世英被开除党籍前，曾于1959年3月，在“立法院”开会组织质询时，提出“裁减军队”，“开放言路”、“从速召开反共救国会议”，“至少在台湾、澎湖非临战地区，应先解除戒严今”等项要求；并陈述民间说法，称台湾省有五害：“党部、特务、司法、税务、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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