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陈立夫陪同蒋介石由黄埔乘汽艇到广州市东提八旗会馆--广州卫戍司令部，再次放出谣言：“共产党有阴谋。”随即又将其寓所迁至有坚固工事的广州造币厂。
准备完毕之后，蒋介石决定从“中山舰”动手。
原来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他在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期间，曾查处过蒋介石的盟兄弟、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活动，颇伤蒋介石的面子。更何况，李之龙后又被提拔为海军局代理局长，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打击李之龙都有利于蒋介石的野心。
3用旧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格传达他的命令：
“着即通知海军局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李之龙接到命令后，遂用纸笺写了两张命令，分别交宝壁舰舰长、中山舰代理舰长，命令即将舰只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19日上午，宝壁舰、中山舰先后抵达黄埔。当中山舰开到黄埔之时，蒋介石既大耍无赖，矢口否认，声称“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山舰“无故移动”，是“不法行动”，“显示共党阴谋暴动”。
这天晚上，蒋介石又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办法。陈立夫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极力鼓动蒋介石不要错失良机，应立即采取行动，对共产党实行突然袭击。有人怕舆论谴责，陈立夫立即驳斥，认为不必顾忌，在陈立夫的鼓动下，蒋介石再次痛下决心，“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
20日凌晨，蒋介石派人抓走仍在睡梦之中的李之龙。随后又调动大批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实行戒严，扣留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苏联顾问的办事处及住所，监视苏联顾问。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共产党员40多人。同时蒋介石还密令何应钦将驻防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并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汪精卫的住宅也被蒋介石派兵“保护”起来。
由于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思想，“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很快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查办李之龙，季山嘉等苏联顾问回国，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的决议。汪精卫也声称病了，赴外地求医。
中山舰事件，陈立夫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此事，并在其中担任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如果不是陈立夫劝说蒋介石不要离广州，断不会有之后的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后来指出：“张静江、陈立夫都于1926年1月2日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3月20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也是3月28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在这件事上陈立夫所表现出来的对蒋介石的忠心、对共产党极端仇视的心理和顽固的反共态度以及在复杂事变中的机警沉着和诡计多端，都深深获得了蒋介石的赞赏。为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北伐开始后，陈立夫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他工作认真负责，凡是蒋介石签发的文件，他总是逐字逐句地从头到尾阅读一遍，然后交监印员盖上大印。他对下属科员管束甚严，每到一地，他总要召集部下训话，要求机要科员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以免战乱中受损大。
陈立夫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令蒋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让他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成为蒋介石的贴身心腹。这为陈立夫日后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5．鲍罗廷“不识果夫真面目”
蒋介石极力吹捧苏联顾问鲍罗廷：“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提议迁都南昌。为说服武汉方面同意迁都南昌，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有人问：“既然蒋总司令这样革命，为什么还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鲍罗廷对陈果夫没有看透，一度想将他拉入革命队伍，还想争取陈果夫反蒋。
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公开表示不满始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捕时，蒋介石同时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和汪精卫的住宅，并下令拘捕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行动，是因为他确信苏联顾问、汪精卫和共产党串通一气，要将他逐出广州。
蒋介石发动政变前共产党已发现了一些蒋介石的意图，1926年1月，周恩来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一起找鲍罗廷商量，打算将全部共产党员撤出蒋介石的第一军，联合其他非蒋系部队，与汪精卫联合成立国共合作的军队，以孤立和打击蒋介石。蒋介石对此当然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先下手为强，发动“中山舰事件”，既整肃了他的第一军，又将他的首要政敌汪精卫驱出广州。随后，为了获得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谅解，不立即导致国共分裂，以“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为由，“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蒋介石对苏联顾问不满的首要原因是苏联顾问支持中国共产党。
在北伐的问题上，苏联顾问和蒋介石也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广东国民政府统一两广后，蒋介石认为北伐时机已经成熟，应立即北伐。而苏联顾问认为应首先在北伐所经省份发动群众，然后北伐军再出兵北伐，北伐才有必胜的把握。而在这时，中国共产党也是反对立即北伐的，1927年6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北伐的言论如出一辙，这更加深了蒋介石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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