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惟汾派被挤垮，西山会议派被打散，改组派被赶走，党内反蒋的势力只剩下一个胡汉民派了。
三全大会前后，蒋介石、陈果夫为了利用胡汉民的威望，让他当上了立法院院长。但胡就职之后，不仅直接控制立法院，对国民党党务、政务方面的事也十分热衷。胡汉民说：“我留居南京的几年中，我一方面是尽忠职守，努力立法，同时对于党务政治，也尽力设想，设法改进。”
“我的性情，不大愿意管不当管的事，因而对于当管的事，便不敢放松，凡关于党务……无论大小，总勉力去做。……同志来专门讨论党务的，我不但愿意多谈，而且谈得非常认真，虽一个字也不易放过。”
本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由陈果夫掌握，派人到地方党部充当党务指导员也是陈果夫的特权。但胡汉民却组织了“党务审查委员会”，借“审查”之名，对不是势力范围内的各省市党务指导员进行撤换，并派自己的人去掌管各地党务。
胡汉民还经常严厉训斥官员，连蒋介石的亲信心腹都经常训斥，陈果夫、陈立夫有时也不能免。这些心腹亲信受斥之后常跑到蒋介石那里诉苦。
有一次，蒋介石对胡汉民说：“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工作人员也太过。这些人都不自安，对于胡先生印象恐怕也不好。”
胡汉民毫不客气地回答：“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胡作非为，擅离职责，国家体统何在？这批人还不该受我的教导吗？”
蒋介石又说：“胡先生责备他们还不如责备我吧。”
胡汉民一听便暗含讥讽道：“他们且不能责备，何况你？我亦又未尝不责备过你，可惜你不能听受转而发生其它感想罢了。”
蒋介石拉拢胡汉民，只是想利用他，并不想让他管这么多事。于是命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加强特务组织，对国民党中央和国府官员进行监视，要这些人全心为蒋介石服务，否则随时加以杀害。这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胡汉民及其手下人的言行。
在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蒋介石也常常让自己的手下掣肘胡汉民，使胡汉民主持的政务常常难以执行下去。
一次，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会议，决议了某个案子。案子议定后，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见。”而此时，蒋介石尚在前线指挥作战。胡汉民听陈立夫这么一说，站起来就准备走，连圆滑的谭延闿也感到难以忍受，说道：“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做准，又何必提出来呢？”胡汉民不满意于身为军事领袖而常插手党政的蒋介石，乃挖苦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不无小补。”
蒋介石的专制令胡汉民十分反感，而蒋介石对胡汉民“多管闲事”也极不满意。这样，两人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三届四中全会上公开爆发出来。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了三届四中全会，在会议之前的两个月，国民党行政院长谭延闿死了，蒋介石立即兼任行政院长。此时，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已取得决定胜利，他踌躇满志，以为他“统一”中国的万世功业就要完成，以为他梦寐以求的独裁政府就要建立。因此，大战尚未最后结束，他即于10月3日在河南开封前线指挥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他希图在国民会议上依“合法”手续，通过“选举”，当上能专制一切的总统。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了6天会，吵了6天架。在致开幕词时，胡汉民讲了一个故事，对蒋介石进行影射。他说：
“欧战时法国有一名高级飞行员，这个飞行员飞行技术非常高明，在战斗中多次击落德国飞机，因此他回巴黎时，巴黎人对他十分钦敬，在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准备了一辆迎接他的汽车。他以为开发动机总是他的拿手好戏，便要求开车。结果横冲直撞，撞死了五六十个欢迎者。”
“我们看看过去实际的党务与政治，若负党务、政治责任的人一定有很多犯了飞行家开汽车的毛病。”
蒋介石并不理会胡汉民的暗地讥讽，一意孤行，要实现总统梦。胡汉民在会上争不过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仍反对制定约法，因为约法要把五院院长置于总统控制之下。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迫使胡汉民同意了召开国民会议，虽没有达到全部目的，但也捞了不少好处。
为了应付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蒋介石又命陈果夫、陈立夫帮助料理。
此时的陈果夫由于忙于帮助蒋介石在党内发动大战，非常辛苦，以致得了肺炎，发高烧，吐血不止，正在莫干山疗养。但蒋介石既有命令，陈果夫也只好带病出山。
1931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总事务所电令全国各省市，限4月20日前推选出国民会议代表。为了保证各省市推选出来的代表都是忠于蒋介石的分子，陈果夫在莫干山遥控，陈立夫坐镇南京，亲自挑选出特务分子，以中央党部代表身份，去各地监督代表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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