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为人鄙吝，爱钱如命。他垮台以前，在据称属于“中统”这个“组织”
的许多企业中，曾耍过各色各样的滑头。在不少民营工厂及汽车轮船运输公司中，也有他的干股。就为财利问题，再加上和“军统”之间的明争暗斗，发展到最后，终于弄出了中印缅国境交通线上的走私案件，被戴笠抓到把柄，向蒋介石告了一状，以致垮台。垮台之后，他索性大搞生意，曾做过贸易和运输生意，也办过农场，搞过打捞公司，在生财之道上，真是无所不为。
在徐恩曾时代，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局长室的主任秘书孟九，他是徐恩曾的主要帮凶。孟九在“中统”始终搞内勤工作，老是坐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或同内部各头目接谈，很少对外活动。在孟九调出去之后，接替他的是朱家华系人物刘次肖，他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幕僚，在抗战中期已接近60岁。虽然其时“中统”是由朱家晔以中央党部秘书长而兼当局长，但它毕竟是“CC”所创的“事业”，所以朱系人物很少实权。
第一组的组长，先是梁辅承，后是张国栋。梁辅承原来是改组派分子，在抗战初期至抗战中期，都很得徐恩曾的赏识，一时成为“中统”的红人。因为他不是“调查科”出身，也不是“CC”班底人物，而是半途参加的，所以被“中统”的老特务视为外人，而梁辅承本人却处处自以为是徐恩曾的亲信，因此相互之间，矛盾日深，后来终被排挤出去了，而由张国栋接替。
张国栋是广西人，曾留学日本，原系第一组第二科科长。此人个子矮小，行动神态也像个日本人，连他老婆也像个日本人（一说是台湾人），他们夫妇谈话时也用日语。这个“中统”高级特务，对徐恩曾则绝对服从，做反动工作则拼命卖力，因此“中统”站得既稳且久。徐恩曾垮台之后，“CC”中枢还调他到内政部当司长。
第一组的主要头目还有项本善，安徽人，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校时已是“CC”分子。这个特务平时不多讲话，开会研究问题时，则说得出一套对特务有用的办法来。所以也成为徐恩曾最亲信分子之一，地位仅次于张国栋。他主管“中统”全国情报系统达5年之久。到1940年夏天，主动辞去，徐恩曾一再留他，他也不愿再留，最后终于闹翻。
项之离开“中统”，是被陈诚挖走的。因其时陈诚把三青团中央团部抓到手，一心想建立自己的全套体系，也准备搞一个“调查处”，弄出一套特务组织来，他急于凑一个班底，就由项的同班同学郭骥（又名郭外川）把项接了过去。其时陈诚是战区司令长官，常住湖北，有一次项坐汽车去看陈诚，在途中翻车毙命。
在第一组搞情报的主要特务，除了张、项之外，还有广东人陈积中，是项的助手。在第一组主持资料工作的，则是女特务陈文昭，她是一个叛徒。第一组全部资料编目和增删工作，都归她布置。
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是四Jll江津人，黄埔军校出身，与消孟九同时参加中央党部“调查科”是“中统”老特务之一。他所主持的第二组，与第一组都是“中统”
的重要部分，其罪恶活动，与张国栋、淄孟九等相较，毫不“减色”。
第三组组长先是高春，后是谢永存。高春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由“CC”送往意大利留学，学过法西斯特务工作的一套，被认为是“中统”的“少壮派”分子之一。。他和项本善一样，都被徐恩曾视为后起之“秀”。
就认为后起之“秀”的高春，和项本善一样，后来也不安于“中统”，通过陈果夫的关系，‘调到“CC”别的范围去了。高春走了之后，由谢永存接充第三组组长。谢永存是国民党中央学校毕业生，存徐恩曾“第一处”处长的时代，已在该处的训练科（科长王立亭）工作。谢永存在第三组所搞的，主要是特务训练和外围组织的工作，附带也搞“经济调查”，范围相当宽。
由第三组经济科扩充而成的经济调查处，处长是李超英。此人籍贯浙江，曾留学英国，属朱家骅系统。
交通处的处长，一直是由满脸横肉的徐白光担任，他是广东梅县人，和孟九、王思诚一样，在“中统”的职级，仅次于徐恩曾。交通处主管“中统”全国性的特务很多，尤其是外围和雇用的爪牙更多。“中统”的交通组织，利用反动帮会、盗贼集团、码头地痞、封建把头、汉奸流氓等等，建立所谓“黑线交通”，只求达到目的，不问是否犯罪。这个交通处，又和坐守在蒋政府交通部的“中统”大特务季源博密切联系着，以公开的交通配合秘密的交通，交通部的西南公路系统和铁路系统的黄色工会，大部分均由季源博掌握。
与各组、处平行的部门，有一个研究室，负责的是江苏人杨为。杨为在“中统”
的本职是专员，并兼研究室主任。他是曾在莫斯科留学的叛徒，被徐恩曾看作“精通”马列主义的“专家”，并认为他对共产党的组织有“研究”。
人事科的负责人是翼某，江苏人。这个科只管有关人事的登记、册卷档案和证件收发等事务性工作。至于人事权，则属于局长室。“纪律制裁”权也在局长室，遇有特种“违纪”案件，也由局长室临时指定专人负责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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