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搞“调查网”的同时，“中统”还办一个“经济检查人员训练班”。这个班在筹备期间，标明目的在于“调查抗战后经济方面的营私舞弊和贪污渎职以及非法经营工商业的黑幕”。为什么蒋介石要搞这一套呢？据徐恩曾说：“由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原来勉强呈现稳定的金融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之后，造成人为的混乱，如不迅速予以抑制，恐怕动摇根本。”
这个训练班一次招训了好几百人，先在“中统”里面上课，后来由于人数多、空袭多，便迁到重庆南岸弹子右中央警官学校去。这班人训练完毕之后，便成立了“经济调查队”，名义上隶属于行政院，实际上由“中统”领导。但是，四大家族本身就是最大的违法乱纪者，这种“调查”如果要做出成绩，首先就要打倒连“中统”也在内的机关，本来就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来，结果搞了半年左右就宣布撤销了。这些“经济调查队”存在的时候，“老虎不打打苍蝇”，倒干了不少扰民之事，弄得怨声载道。“经济调查队”撤销后，大部分人员遣散，只有20人左右被“中统”
吸收，安插于“经济调查处”。
不过这半年的“经济调查”，也不是毫无“收获”的，其“收获”之一，是使“中统”发现了不少“同志”：原来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还有许多人在做黑线生意，一面是敌伪区的汉奸，一面是蒋介石管区的官僚和奸商，他们双方勾结起来，大规模地由沦陷区向蒋介石管区走私。在这些关系人中，除了“军统”分子之外，还有不少是中央各院部的高级官员。但是这种“收获”对他们向蒋介石讨功的用处不大，因为“CC”分子和“中统”分子，也就是这个大黑窝中重要的一伙，别人固然是淫坯，他们自己也并不贞节，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从这根经济黑线上，也就现出了另一条政治黑线，说明从经济关系到人事关系，蒋介石、汪精卫之间都是万缕千丝，亲如一家。当时他们还有一种理论，把与汉奸在经济方面的勾结，美其名曰“经济”调节。“调节”者彼注此，他们的彼此之间，原是一条水管两头通的。
“中统”的经济调查处通过陈果夫同中国农民银行的关系，为“CC”集团发卖国财大开门路，当时的敌伪区成立的一些商行或公司，都是蒋介石、汪精卫特务合作的汉奸商业结合。特别是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邻近沦陷地区的银行，都由这条特殊线路引来暴利生意。
徐白光主持的交通处在沦陷区的活动，主要是靠汉奸支持。“中统”对于解放区是很少办法的。有一次，徐白光在“星期汇报”上就向徐恩曾说过：“共区的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内线难建立，化装有危险，进得去，出不来。”这个“中统”
交通处处长，因为“通”不到解放区，也就常常无法向蒋介石“交”卷。
8．中央青干班
“中央青干班”的成员是在归国华侨中精心挑选出来的。陈立夫亲自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他在文章中说：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发生美感，有时候也不弱于鲜花。但要注意时间、地点、人物等条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于不设防了。
蒋介石政府在抗战初期撤到武汉时，曾在武昌成立了一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桂永清是在这个团毕业的，被蒋介石批准与中央各军事学校一律待遇，视同为军校出身。在这里边，有不少是在抗战初期回国，想参加抗战工作的华侨，其中又以从南洋回来的青年占最多数。徐恩曾久欲在华侨中发展“中统”势力，所以决定向“战干团”打主意。
徐恩曾经过签准手续后，随即与桂永清接头，并由桂永清派了上校教官罗剑雄到“中统”去联系。“中统”根据桂永清的名册图选了约一排人，从“战干团”
正式调了过去。罗剑雄也跟着到了“中统”。
“中统就把这批人组成一个训练班，加以情报训练，内容有政治训练、组织生活、技术训练和业务学习，都由“中统”局本部组、处、科的头目向他们讲授。此外，陈立夫和徐恩曾等人，还对他们作过若干次的“精神讲话”。半年训练期满后，这帮人就成为“中统”的正式特务。其中被认为比较露头角的，有泰国的方博之，印尼的古秉文，婆罗洲的陈锦江，印尼的卜哑夫，马来西亚的张介夫，新加坡的刁林等人。
与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的同时，还举办了一个“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这是“中统”在重庆所办的比较重要，比较占份量的特务训练班。它名义上挂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招牌，实际上是“中统”所办。
这个班简称“中央青干班”，初设于四川綦石角镇，后来迁到重庆，设在“中统”局本部之内。班主任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晔兼任，负实责的是副主任徐恩曾。全部教官和训导人员，都由“中统”的特务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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