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讲课之外，还有“业务实习”，亦即特务工作实习，由“重庆实验区”负责人陈庆斋主持。
在该班由石角镇迁人重庆之前，徐恩曾曾亲自到班，作过一个下午的讲话，题目是“对青干班同学们的要求和期望”。他在讲话时，对学员正式下达了具体“指示”，告诉他们结业后将派到华北去于什么工作，也宣布了“中统”和他们的工作关系，并详尽地介绍了华北情况。
第二，徐恩曾又邀集该班的负责人员开了一次业务座谈会。谈到学员思想情况时，好几个都说，那些学员知道就要派到非蒋介石管区去工作时，心中多存疑惧，个别的人还打算请长假。徐恩曾说：“专搞业务讲习和技术训练，把学员训练成为情报专家，都坐在后方吹牛，有啥用场？忽视精神教育，什么训练都办不好；完全靠纪律，也办不好事体。迁到局里去之后，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因此该班迁人重庆“中统”局本部之后，除了原已排定的课目之外，天天都有人来为他们作“精神讲话”；担任这种讲话的有陈立夫、张道藩、叶秀峰、叶青和“中统”的高级特务。其中以陈立夫的演技最好，影响也较大。这个“CC”头子讲话时，特别装出一副亲切的姿态，用“自己人”说“体己话”的语气，以博取听讲者的好感。陈立夫还对他们说：“我同你们讲话的内容，你们应该听得懂，是任何公开讲演都个便讲的。”这些话，是有意使听讲者感觉陈立夫把他们当成亲密的“家里人”，关系非常可比。陈立夫又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范围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但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体我陈立夫包下来！”像这一类的甜言蜜语，也往往使新人伙的年轻特务为之动容。
在“中统”局本部直接举办的训练班，大致情形就如上述。此外，由省市调查室训练的特务还多，其方式方法，与局本部只是大同小异而已。
自抗战发生以后，蒋介石不但在国内加强“防制异常活动”工作，其在华侨社会的特务活动，也以反共工作为中心。在重庆开办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班时，其讨论的题目，就有“如何利用侨生华侨身份在海外布置调查工作”、“如何控制侨领使其不为共党利用”等等。但是，作为蒋介石主要特务机关之一的“中统”，在抗战以前，对于海外情报工作是没有像样的基础的。专搞海外党务的中央海外部所掌握的材料，也甚为贫乏。有一次，徐恩曾请于斌吃饭，谈到需要了解泰国方面的情况时，于斌答应供给材料。随后徐恩曾派人去取，拿到了一份英文打字的文件，长达64面，其内容均为“中统”所未知。所以于斌的秘书（兼办《益世报》）潘朝英有一天和“中统”的刘恭闲谈时，曾说：“我们为了教会事业，稍为多知道一点，如果我们真要打听什么，比任何机关都方便些，因为我们的教友遍天下，而且他们对神职人员百分之百的忠心守密。”刘恭把这番话转给徐恩曾，徐恩曾说：“他们必须搞情报工作，没有这个，他们便不能保产保业，更不能作世界系统的发展。他们的历史传统就没有把政治和宗教分开。但是他们处处隐蔽，把宗教摆在前面。这样做是对的。倘若像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什么都不懂，事体办不好，还要装出一副难看的吃相，被人家当猪。他们天主教的人员不会这么低能的。“”这个“中统”头子在这方面的观察，却相当的洞彻。
天主教神父雷鸣远、雷震远与“军统”的关系，是由于斌搭线的。“中统”在天主教中的组织，也是透过于斌之助而建立的。在抗战以前，于斌当南京区主教时，与徐恩曾的“交情便已不浅。到了重庆之后，徐恩曾更经常派“中统”第三组组长高密和于斌联系。于斌毕业于罗马耶禾利阿学院，高寿也到意大利去学过法西斯的一套，所以两人之间，还扯上个留意同学的关系。“中统”的“黔室”在贵州苗区进行“调查”工作时，也通过于斌的协助而与天主教达成“合作”的。天津解放时，“中统”所派的潜伏特务赵鸿雁，亦以天主教为掩护。到了1950年夏天，赵鸿雁组织“民众建国协进会天津支部”，进行反革命活动，终被破获。这也是“中统”和天主教的“合作”例子之一。
’‘中统”在华侨社会的特务活动，主要是通过海外部进行的。自从萧吉珊当海外部副部长的时候起，便把“CC”的一班人引了进去。海外部的处长李朴生、科长刘翼凌都听命于“中统”，为它在海外扎根。陈宗周和白昭义等，更无时不为特务活动而尽力，他们先后拉上了一批侨领。利用他们争夺华侨团体，以充“中统”
的外围。比方在美洲，就有一个姓陆的侨领向陈立夫寄过“金山埠（包括旧金山等三个市）左倾激烈分子名册”，将华侨和留学生中的进步人士都列人黑名单中。陈立夫接到后，即通过外交部密令旧金山总领事黄朝琴与美国方面联系，加以迫害。结果，有些华侨被迫离美，有些留学生的护照被缴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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