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内政部拼命消灭我被关在卢比昂卡的痕迹。
其实非得在真空里隔离起来，一点消息也不传出去的并不只有我一个。我的妻子露芭接到军队情报部门的正式通知”，说我在战争期间失踪了，可是这个失踪的人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步行二十分钟就能走到。由于我下落不明( “失踪”
这个词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假设) ，所以我的家庭拿不到津贴，但是却免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我妻子在莫斯科郊外买了一问小板房，就同我们的孩子住在那里。如果法国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朋友问到我的下落，人家就可以证明我的亲属生活得很自由，身体健康。
当1957年我回到了波兰时，以往的一个熟人告诉我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负责会见那些关心我的人，设法让他们安心，但是装成是偶然碰见他们的。他故作神秘地告诉别人说：“特雷伯嘛，可是你知道吗，他出差到外国去了，可不敢说出去啦! 现在，如果你想见见他的妻子和儿女……”
犹太作家伊萨克·普费尔1948年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一起被捕了。不久后，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路经莫斯科，要求见见他的老朋友普费尔。“当然可以，不过你得等一个星期，他现在在黑海休养。”
整整一个星期，内政部的人把食物和药品塞给普费尔吃，让他那种囚首垢面、蜡黄的脸色来得及缓过来，然后给他换上一身新衣服，把他带到罗伯逊的旅馆去。访问结束了，又把他押回牢房，后来，到1952年8 月，他就给枪毙了。
1946年初，我已被送到勒福托沃监狱，在那里呆了将近一年。新侦审官是个少校，他从零开始办理我的案子。他早就知道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所以并不试图从我身上取得什么惊人的结果。但是他开始用一种新战术——刽子手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使我在狱中的生活更加痛苦……最初，我同一个俄国军官住在一个牢房里，他被控是给美国收买过去的一个间谍，因为他被德国人俘虏了，整个战争期间，都关在一个集中营里，而这个集中营后来是由美国军队解放的。这个可怜的人在白俄罗斯家乡的一家人都给纳粹杀害了，即使这样也得不到宽容和怜悯。以后，又赏给我们另一个伙伴。他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的功劳本上，着实可观：他是白俄罗斯盖世太保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好象是凑巧似的——他曾在明斯克附近大肆屠杀平民。
我听完了他的罪恶回忆，问他说：“你会不会有时觉得内疚呢？”
“内疚? ”他回答说，“一点也不，我不过执行上级的命令罢了。不过，请看，有时候我会做恶梦，又看见我曾目击的可怕场面，要是我在睡梦中惊叫起来，请你们不要见怪。”
那苏联军官一言不发，听完他的话，情绪十分激动，脸色惨白，从他全身发抖和直楞楞的眼神来看，我知道他很难控制自己。
他不停地说，声音很低，几乎听都听不见：“也许就是他杀了我的一家！”
等那纳粹分子受审去了，我们把值班军官喊来，要求他把这家伙带走。他把我们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回答说：“你们简直忘记了你们自己也是一丘之貉，根本谈不到把他带走。”
说完，他便走了出去，砰一声把门关上。
清晨一点，那盖世太保分子受审回来，他躺下来，马上就睡着了。我却无法入睡，我发现我的同伴也张大着眼睛。
突然那纳粹分子嚎叫起来，既可怕，又叫人无法忍受。
这时，我看见那军官站起来，掐住那家伙的脖子，使劲地把他的头往墙上撞……在这种碰撞的治疗下，当然，他醒过来了，痴呆地两只手捧着脑袋，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以前告诉过我们说你晚上会叫唤，”我对他说，“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你还会乱闯乱动。你在梦中把脑袋撞在墙上了。”
这一回吵闹得很凶，看守冲到我们的牢房里来。我们彼此一句话也不说。看到了我们那个同房囚犯的样子，他们明白了，什么也不问便出去了。
这一天晚上，我去到受审的地方。我的侦审官笑着对我说：“看来，你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囚犯了，你已经以审判官自居了！”
“你要说什么? ”
“得啦，不要装成清白无辜的样子了……那盖世太保分子，是你的杰作呢，还是你的同伴的杰作? ”
我笔直地盯着他的眼睛说：“两个人都有份！另外，我要提醒你，如果不把那家伙从我们那里带走，以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概不负责任。
情况可能会更为严重！”
我回到了牢房，发现那纳粹分子已经不在那里了。
过了不久，又换了一个人来。这是以前的一个红军上尉。
战时他给一块弹片削掉一角额头。这创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刚从精神病院呆了几个月出来。
他到来的第二天，中午时候，人家给我们送来了洋白菜汤。所谓洋白菜，不过是外表而已，一点点残渣，漂在并不开胃的汤水里。我的新同伴沮丧地望着那淡薄的食物，沉默了一会儿，说：“唉！犹太鬼，犹太鬼，这些肮脏的犹太鬼，我们遇到所有这些倒楣的事，都是因为他们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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