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由于他懂英语，所以给调到莫斯科海军部做联络员，同一队美国医生打交道。胜利后，人家把他逮捕了，原因呢? 美国间谍，这是当然的了。证据呢? 在第一次审问时，侦审官拿出来给他看了，他挥动着这个大夫的一个美国同事写给他的信，上面一开头就写着这两个字：Dear Friend(亲爱的朋友) 。
“亲爱的朋友，”侦审官认为事情是十拿九稳了，便得意扬扬说，“这是什么意思? ……‘亲爱的朋友’，这不是间谍活动的证据又是什么呢? 难道美国人写信给我会叫我‘亲爱的朋友’吗? 不！可不是吗！……”
无可辩驳的逻辑！如果荒唐无稽积重如山，那么只有幽默能够把它搬掉。我的朋友始终不渝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没有成功的希望，但却很痛快。我们从刚来的囚犯那里知道苏联承认了以色列，并且派军官去整编以色列军队。我那位医生当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去捉弄那个侦审官。有一次审问他时，他要求说：“与其把我留在这里，不如把我送到巴勒斯坦去，我还可以为国家做点工作。”
“派条反革命狗到巴勒斯坦去? 我们派到那里去的，都是最好的军官，久经考验的。”
这些小故事在我们集中营天地里是唯一的消遣，帮助我们抵抗、坚持。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欣赏我们的同伴。在漫长得没个完的灰色的日子里，这就是生命。
1956年，我在莫斯科又遇见他，他还是那么幽默，一点也不减当年。他之所以能活下来，就全凭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们所遇见的并不都是“好人”。我早先说过，在无辜者的海潮里，也有一些坏蛋落在内政部的罗网里。由于幸运的巧合，在昨天的一大批敌人里，我遇见了几个有趣的人物，他们是以同等的名义同我住在一起的。
有一天早上五点钟左右，门开了，看守把一个穿得很好的军人带进来，在半明半暗中，很难认出到底是个中国人还是个日本人。他自我介绍说：“富荣将军”，日本的满洲关东军参谋长，他是在战争末期被俘的。人家把他从一个集中营带来，以便让他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战犯审判时出庭作证。
头一天开饭的时候，他看看给他送来的饭，便要求见监狱长。
“我有严重的胃病，”他解释说，“我吃不了这种食物。” (我从来没有见过更好的饭食了，因为同我关在一起的军官可以吃到军官食堂的饭) 但是富荣抱怨说；“我吃不了这些，我不需要很多东西，每天有几根香蕉就行了！”
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纵声大笑。战后要在莫斯科找香蕉，尤其是在监狱里！这等于要到北极去找桔子……
富荣只好放弃他的香蕉饮食计划了，但是人家给他特别做饭。当然我们不懂日本话，监狱的领导以为我们不懂英文，由于害怕富荣把他受审经过说出来，所以才把他放到我们牢房来。这些牢头禁子的算盘打错了，当时同我住在一起的军官和我都懂得莎士比亚的语言，尽管我们讲得不好。几天后，我意外地听见富荣讲起法语来，并且得悉他曾任驻巴黎的武官。于是我们交谈就再也没有什么困难了。
“你知道点关于理查德·索尔格的情况吗? ”我问他说。
“当然知道，在索尔格问题爆发时，我是副防卫相。”
“那么，为什么索尔格1941年被判处死刑，而只是到了1944年11月7 日才被枪毙呢? 为什么你们当时不提出来把他交换呢? 日本和苏联还没有开战啊。”
他急忙打断我的话说：“这完全不对头，我们曾经三次向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建议拿索尔格同一个日本犯人交换，我们三次都碰到了同样的回答：‘我们不知道有理查德·索尔格这样一个人。’”
不知道理查德·索尔格这个人? 可是当时日本报纸大谈特谈他同苏联武官处的关系。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可是他曾经把德国的进攻事先告诉了苏联，他在莫斯科战役最紧张的关头透露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消息，使苏联能够从西伯利亚调回整师团整师团的生力军……
人们宁愿让理查德·索尔格给枪毙，也不愿战后又多背上这么一个见证人。这个决定不是来自苏联驻东京使馆，而是直接来自莫斯科的。这就是理查德·索尔格同柏尔青将军交好的代价。自从柏尔青给清算以来，他就受到了嫌疑。对于莫斯科来说，他不仅是个双重间谍，而且是个托派。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连他发来的密码电报都没有译出来，直到情报中心终于发现他提供的情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才改变了态度。他被捕后，领导上就象扔掉了个沉重的包袱。这就是新班子的政策。
莫斯科听凭日本人在1944年11月把理查德·索尔格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枪毙了。我觉得特别痛快的是今天能够向全世界揭发这种伪善的态度。索尔格是我们的人。那些借刀杀人的人是没有权利把他据为已有的。
历史的又一个见证……来到我们这里的人身材短小，消瘦的面容加深他刚毅的表情。他说出了他的姓名，可是到今天我已经忘记了。当时也一点没有引起我注意。后来听到他开始谈他的生平，我惊了一下，猛地想起来了：这是弗拉索夫的助手!这个人的遭遇多么离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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