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并不罢休，第二天他又来了。有一个上校坐在办公桌前面。朱金一说出姓名，他就站了起来，扑上前抓住朱金，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吼叫道，“朱金原来是你，就是在俄罗斯组织屠杀犹太人的那个家伙? ”
“黑百人团”团长还是那么安静地回答说：‘终于有人认得我啦！”
人家把他押上飞机，送到莫斯科。于是，他这个一辈子梦想当飞行员的人便在贝尔格莱德到卢比昂卡的航线上，接受他的空中洗礼。 接着就是对他进行侦审……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那侦审官说：“你何必跟我浪费时间呢，把我放到一个单人牢房里，我就把我的历史和我反对苏联的罪行全都写出来。”
他把几百页纸写得满满的。每一次他被传去受审，房子里都挤满了军官来听他的“报告”，居然也有一种侦审是有教育意义的！朱金对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历史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贡献。作为‘黑百入团”团长，他同其他两个人参加了各党派的代表团去要求沙皇逊位。尼古拉二世当时正在下棋，不愿受到干扰。但他一听到来访的目的，他就放声大笑，‘好啦，总算完啦！”
“有什么办法呢，”朱金又说，“这是俄罗斯王朝的最大一个混蛋！”
朱金的政治思想确实古怪。他常常发表议论，谈他最喜欢的题目：俄罗斯的伟大。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成了一个全球帝国，它实现了俄罗斯人世世代代渴望的目标。共产主义象个疣子，是要消灭的，但是帝国将留存下来。可惜斯大林不是一个真正的沙皇，他却具有沙皇的一切品质！你们这些共产党人不懂得俄罗斯的灵魂。人民差不多象需要宗教那样，需要有一个他们能信得过的父亲来带领他们。唉，要是斯大林不是个- 布尔什维克就好了！”
朱金把他的全部希望都放在斯大林帝国的伟大上面。
“我不愿得到释放，”他说，“因为无论什么地方，人家都会象你那样对待我的。我希望给我一个牢房，让我可以继续写书，论述我们国家的历史。”
他这个顽固的反犹分子，鼓动屠杀犹太人的家伙却比共产党战士早得多获得释放。当局在一个乡村里拨给他一座别墅，直到今天他仍在那里继续他的工作，不知疲倦地歌颂斯大林政权……
在这漫长的黑暗的旅途上，以上的相逢不过是一些歇歇脚松口气的地方，是单调日子的一点调节。在几页的篇幅里，我回顾了这些浪费我生命的岁月……关于我的铁窗风味，我就只记得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其余的千篇一律的千百个日日夜夜，却在我脑子里溶化了。希望随着岁月而消逝，每天千百次地重复同样的举动，忧心忡忡地看着时间无可挽回地损失掉，这就是囚犯永恒不变的生活。有什么可讲的呢?这一段时间给我们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但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生活，所能顾得到的只不过是怎样能够死里逃生。
第七章 获释
1953年3 月初，卢比昂卡的制度突然变得更加严厉起来。
牢房的气窗给封死了。有十天时间，散步也取消了。看守们摆出一副丧门神的脸。我们互相询问：是不是爆发了新的战争呢? 有一天，礼炮响了。我们牢房里的军官听得出这是举行官方仪式放的炮。是喜事呢? 还是丧事? 看看我们看守的那副嘴脸，我们认为是第二种情况居多。然后，一切又恢复正常。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一个新来的囚犯告诉我们说斯大林死了。囚犯们的反应各有不同。这儿没有一个人怀念斯大林，但是有些人害怕制度会变得更加严厉。
这种担心加剧了，因为又把我们迁到勒福托沃去。5 月，我被召到监狱长那里去。
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给上级当局写信，要求修改‘三人委员会’的决定。”
我提出了申请，就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写了报告，送交中央委员会书记贝利亚，他是负责国家保安口的。两个月过去了。7 月份，我又写信给监狱长，问他为什么我得不到答复。第二天，他叫人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把我的申请拿在手里……
“我接受你的申请，但是为什么要送交贝利亚呢? ”
我茫茫然瞧着他，说，“可是，照例不是那么办吗? 我应该向谁写申请呢? ”
“向内政部长或者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我回到牢房里，带回来这条新闻：贝利亚失势了，他不再领导保安口了！囚犯们猜测纷纷，估计前途。8 月份，我们又给带回卢比昂卡，又过了两个月，到了1953年底，我被召到部里去。我又重新走那条我走过好几次的路，当时是到阿巴库莫夫的办公室去的。
多么想不到啊：坐在桌子前面的是个老将军，秃顶，蓄着胡子。我走进去，他便站起来，十分友好地同我打招呼：“请坐，卢·扎查雷维茨。”
我吓了一跳，多少年来谁也不这么称呼我了！
他用和蔼可亲的口吻问我道：“这几年来，你看到报纸吗? ”
“报纸? 不，当然看不到! ”
“请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几周前才当上内政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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