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我说：“有一天，我会接到电话，把我叫到莫斯科去。”
他确是没有看错。果然，过不了多久，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监狱大门，把他关了进去。
他的儿子跑来找我，说活很是忿忿不平，但头脑仍很清醒。他说：“我的父亲被控为反革命。……”
接着，我朋友的儿子电被捕了，借口是他参加过一个藻杀斯大林的集团，审问他的人要他承认他父亲是个奸细。他不肯，于是便被送去最苦的一个集中营，然后死在那儿。大卫的兄弟曾和我一道办过报，也被捕了。
大卫的妻子玛丽亚，只好去住在她哥哥艾普斯坦家里。
艾是教育部副部长，觉得一家人随时可以被捕，所以每夜挨到两三点钟不睡觉，等候人来找他们。这样搞下去，玛丽亚的哥哥支持不住了！神经出了问题，通夜睡不着觉，尽在满屋子跑，还要嚎叫；“天哪，天哪，咱们能不能加道，到底为什么给抓起来！”
这是他再也不会知道的了。有一天，蒙蒙亮，他被逮走了，从此掉进了漫漫黑夜，影踪全无了。
战后，我遇见玛丽亚，已经老态龙钟，老象用手撑拒什么。这个动作大概在她被审讯以后，一直没能摆脱。不然就抱紧一个破旧的口袋，这里面尽是照片，过去的纪念品都是她从家破人亡的时刻抢救在手的。她说：“我的丈夫，我的几个儿子，我的哥哥，我丈夫的兄弟，都被逮捕了，弄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你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共产主义。”
关于巴共党员的苦难遭遇，我还有其他消息。索妮亚．拉仁斯卡是一位优秀的活动家。人很聪明，也很活跃，入狱后发了疯。艾佛拉伊木·列钦斯基，巴共中委，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很有才能地指导青年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每一次带他去审讯，总把一个刚刚审讯完毕的人推进他的牢房。
这人打得血肉模糊，几乎已经动弹不得。这是内政部惯用的一种手段，旨在吓唬即将要提审的人。
审讯人员向他嚎叫说：“怎么样？瞧见了吧？这家伙已经成了什么模样？要不要照样来处置你？”
列钦斯基吃不消这样的讹诈。他也发了疯，在牢房里，从这堵墙跑向那堵墙，脑袋撞着墙，不住声地叫唤：“我还忘了谁呀？我还忘了谁呀？”
巴共中央委员全搞光了，只剩下里斯特和克诺索夫两个人，因为他们没有去苏联。还有一个约瑟夫·伯格。他在各个集中营里周历了二十一年，真是虎口余生。总的来说，巴共党员干部二三百人中，只有二十来人逃脱了性命。一直要到1968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十年，以色列共产党才为斯大林清党案中被害的领导人平反昭雪。
苏联的镇压潮流也波及犹太族人，他们和旁的少数民族一样，受害惨重。本来，十月革命深深地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我们犹太血统的共产党人，宣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强调尊重苏联犹太族人的民族权利和文化权利。我们以此而自豪。我还记得，刚到苏联，那是在1932年，犹太少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还享有某些权利。犹太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气象蓬勃。我访问过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各地区，犹太语是官方的语言，犹语报刊办得十分兴旺。日报有五六份，外加一些周刊，在全国发行。几十位犹太作家的作品，出版数以百万计。许多大学设有犹太文学讲座。
我在经济领域观察到的，也很令人鼓舞。比如，克里米亚犹太族聚居的地区，集体农庄搞得不错。他们利用靠近滨海游息区大种蔬菜，卖给游客。犹太人如果愿意归化，那也十分方便。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大城市里，犹太人生活，工作，爱好，都丝毫不受限制。社会上没有任何歧视大学里也不把犹太人编号。跟帝俄的愚民政策相形之下，进步是突出的和巨大的。到1935年，犹太人才开始遭到镇压，先在犹太人口稠密的地方，后来蔓延全国。
我在马什列夫斯基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根据苏共中央决定，分配到《真理报》的犹太文版工作。有名的犹太作家参加编辑，在优秀的新闻记者莫什·李特瓦科夫的领导下工作。
我负责“党的生活”栏，自己写文章，有时也写社论。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会计主任，他对我说：“你的钱，你打算还让它在我那儿睡多久哇？”
“什么钱？工资我月月都领呀。”
“我不是说这个。是说你的文章奖金。”
第二天，他交给我—笔钱，比工资多得多。
这只是编辑部规矩，不是列宁主张的“工人工资”。
每星期，中央委员会开会，由莫斯科各报社派代表参加。有几次，我们报馆主笔派我去。1935年有一次会议，中央新闻局局长斯德茨基宣称，要给我们传达一份重要的通报。
他说：“我应该通知各位斯大林同志亲自采取的一项措施。斯大林同志很不满意对他的个人崇拜。每一篇文章开头结尾，都引他一段语录。他很不乐意这么搞，而且他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许多集体的歌颂信件，由数以万汁的公民签名，送到报馆登载，其实都是各级党组织搞的。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街坊，都规定定额，非出多少签名不可。我奉命告诉诸位，斯大林同志一点也不欣赏这种做法，并且要求别再这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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