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肯特和阿拉莫一样，在西班牙搞了一些资历，又担负了机要工作，却在我的心目中，不如后者那样值得凭信。我怀疑他给内政部做工作，同时又搞军方情报。这种情形并不稀罕。内政部是有这么一种坏作风，派特务钻进红军特工部卧底。“红色乐队”也不例外，我好几次掌握了证据。
1940年初，我们在商务代表团里，负责联系情报中心的联络员告诉我说，他不能再管我们的事了。内政部的人经常跟着他。我马上通知代表团团长，盯梢才算停止。
同样，我在1941年发现负责同维希苏联武官联系的交通员太爱管那些不该他管的事。
这种联系实在没有必要。自从我当了欧洲军事情报局的代表，觉得这样的联系方式十分危险，而且很不正常。国外情报网跟情报中心的联系，怎么能通过苏联驻外的官方机关呢? 道理非常简单，官方的机关人员都受当地反问谍组织的严密监视，很可能截留使馆的电报。
和平环境最多过不了几个月，若不加以充分利用，那将是不得了的错误。然而，我还有一些要紧事没有办妥：建立无线电收发报直接联系；成立可靠的交通员队伍，在中立国普遍布置邮政信箱。为此，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从1938年夏天一直到开战，我们绝对避免搞情报。我们的目标在于巩固商业掩护，建立基层组织，一声炮响便能上阵。
我们连一分钟也不能错过，大限即将来临！
第三章 幻想破灭
和平得救啦！
这是1938年10月1 日《巴黎晚报》头版的通栏标题。多么好的消息呀！头一天晚上，达拉第和张伯伦在慕尼黑，答应了希特勒对苏台德区提出的要求。他们对纳粹领袖投降了，回到本国受到了凯旋式的欢迎！居然逃脱了一场战争! 英、法政府，为了保全“和平”，也顾不得自己的孬种丑态，居然跟纳粹德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
希特勒双手签字，长驱开进捷克。 “民主国家”在归顺投降的白旗折子里，落了一滴眼泪，便心安理得了，接着又争先恐后地让步妥协。
1939年8 月24日拂晓，希特勒的德国竟跟苏联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我那未来的“护法神”，盖世太保伯格，在这时节，还在当着里宾特洛甫的保镖。他后来对我描绘了当时欢庆的场面。斯大林手举香槟，口念贺词，真叫人无法忘怀，他说：“我知道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所以我愉快地为他的健康干杯。”
数以千计的德共党员，托敬爱的纳粹领袖的洪福，在集中营里腐烂，肯定不会分享斯大林的愉快心情。
对我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却不完全出于意外。
清党以后，党内军内最优秀的干部被清算殆尽。斯大林多年来向往的妥协，势在必行。
略为清醒的观察家已经可以看得出，最近几个月来事态在加速发展。1939年4月16日，李维诺夫当外交部长，向英国大使建议缔结一项英法苏互助条约。两个星期后，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当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开缺后才两天， 5 月5 日，苏联驻德代办阿斯塔科夫会见德国外交官希努尔，说明李维诺夫去职，是因为他执行一条政策，主张与英法缔结同盟。他下台后，德苏间可以建立新的关系。阿斯塔科夫又补充说：“今后，你们不必再跟李维诺夫——芬格尔希坦打交道了。”
那些至死也相信德苏条约出于斯大林天才谋略的人，终于不得不让幻想破灭。1939年10月30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发表的演说扫清了最后一点怀疑。他说：“最近几个月来，所谓‘侵略’、‘不侵略’的概念已经有了新的内容……德国所处的地位向往和平，而英法则要继续战争。地位变了，诸位也瞧出来了……”
瞧出来了，的确，尽管要擦擦眼睛，不仅瞧出来了，而且还听出来了。莫洛托夫又说：“希特勒主义的理论和其他理论体系一样，有人承认，有人反对，这是政见问题。但是，谁都懂得，思想意识是没法用武力来解决的……因此，躲在民主的幌子底下发动战争来消灭希特勒主义将不仅是没有理性的，而且是犯罪的。”
最后，唯恐还有人不明白，莫洛托夫又补充说：“我们的意见一向是，只有强大的德国才是巩固欧洲和平的条件。”
我读了这篇演说，心里真是纳闷，既然是这样，我到欧洲来算干什么呢? 可是，我纳闷不会多久。
1939年底，我接到几次指示，表明情报中心的新领导已经不想搞“红色乐队”了。不仅不再派人到“橡胶王，，的各支店去，而且还字斟句酌地打给我几个电报，叫我马上把阿拉莫和肯特派回莫斯科，而把莱奥派到美国去。
至于我呢，也叫我回莫斯科。
我回信说得清楚而又明白：德苏战争决不可免。如果情报中心决定要阿拉莫和肯特回国，那也可以，但是别把我算在账上，莱奥也不行。我们不能让亲手缔造的东西毁于一旦。
这种企图并不是个别的。情报中心也决定召回索尔格，再派一个不见经传的上校去接他的缺。但是，领导上终于意识到索尔格是不容易代替的，结果只好让他留在东京。从此，情报中心便怀疑索尔格是两面特务，而且罪上加罪，怀疑他是托派分子。他打去的电报搁几个星期也不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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