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胃里有脂肪，不吸酒精，人就可以始终清醒稳重。不用说，我们请的客人却不是这样。我的裁缝，理发师，酒店饭馆掌柜，我都跟他们公开打交道。他们跟吉伯特先生打招呼。吉伯特先生则嘴里叼着雪茄烟，慷慨地给小费。
在这样一位人物背后，经常附着“红色乐队”的指挥。
可是在吉伯特和奥托之间，却隔着一堵密封的墙壁。危险正在于两人之间的过渡。所以，在吉旧特钻进阴影的时候，谁也不许跟在后面。
我们布置了“隐蔽所”二十到二十五处。我每星期分两次去两处，一般都是郊区的别墅，都是由格罗斯沃格尔精心选中的。卡茨和他通过一系列约会，收齐材料，然后送给我编排。我利用大量的消息，压缩成简明的情报，分编为四份或五份电报。这个工作起码要搞一整天。联络员拿了稿子，交给译电员。一般由维拉·阿克曼交给索科尔夫妇，用电台发出去。每一个环节都层层隔离。组员只知道自己有必要知道的事情。对这种组织来说，性命攸关的东西便是通信联络。
所以我们一开始便特别注意约会的技巧。
最安全不过的是两个人在自然的场合会面。比方说，1939年露芭和肯特会面，非常自然，因为他俩当时都在比京大学上学。利用学校条件最为优越。不然，为了赴约，两个人各自都得提前离家，在街上遛达。而在学校会面，各人只消照旧干着各人的事，尽量别到会晤地点去遛达。原则上，乘地道车最好坐最末一节，最后才下车，这样才便于观察前面下车的乘客，自己却没人能跟踪。换了车，再来这么一套，直到确实知道背后实在没人盯梢。两个联络员这才各人找预先指定的公用电话，检查一下电话本，看看约好的暗号是否做了记号。比方说第十行，第十号画了一画，等于说太平无事。
会晤本身，看上去应该出于偶然，最长不过几秒钟，一般都在地铁过道里进行。我有时在游泳池里约会人，只消两个更衣间连接在一起，而中间隔的板壁又不到一人高。在这种条件下交换文件，确实十分理想。稍为变化一下，也可以利用比较冷清的咖啡店和饭馆的盥洗室。两位情报员也可以在剧院碰头。当然，两个人是素不相识的，碰头纯出偶然，各人的戏票也是别人代买的。
这种辗转投递的情报，一般写在极薄的纸上。重要消息则用化学墨水书写在一封无足轻重的书柬行距中间，有时候，情报员投递情报，彼此却不用见面。一方面把包裹搁在约好的地方，诸如树脚下，铜像脚下，另外一个人则稍为等一下，便去拿了。照规矩，我们从不用电话谈工作。
在比京的时候，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了肯特，并一再叮咛，若非大祸临头，万万不要使用。有一天，我刚回家，只听见露芭在打电话。原来是肯特在跟她讲鸡毛蒜皮。我记得很清楚，我为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对我们来说，电话不过是一种检查手段。每逢发完了报，我往往打一个电话到发报的公寓或别墅去。一听到熟悉的答话声音，我马上把话筒挂上，这说明一切进行顺利。有时候我也用暗号，比方说：“喂！某某先生住在这儿吗? ” “他不住在这儿，你搞错了。”译成明码就是说：“太平无事。”万一非打电话不可，那就说反话。“我离开巴黎”就是说“我呆在巴黎”。“我星期一回来”就是说“我星期六在”。因为我们绝对不说真日子、真钟点。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我们搞联络的技巧也与日俱进。1941年，我们几乎已经炉火纯青。机器开动，由下而上，不出事故。然而，搞情报的人跟别人一样，各有弱点，而且很不容易克服。例如阿拉莫最爱汽车。可是我们一般不用汽车，因为领执照，出车祸等等，都会招惹麻烦。我很喜欢阿拉莫，所以为他开一个例。他开起跑车来好似开飞机。有一天，他送我去诺克，跑车当真飞了起来。我出了汽车，车子已经不成东西，我就是一声不吭。阿拉莫瞅着我大叫：“你骂我吧! 骂我吧! 我差一点要了你的老命啦! ”
“你要我说什么? 傻瓜，你连一辆汽车都不会开。”
除非“因公”，喝酒是禁止的，赌钱也不行，情报员整夜玩牌，乃是最坏不过的。棘手的是男女问题。又是那个阿拉莫，他有一天来跟我说： “告诉你，奥托，我实在闷得慌。我当然愿意服从命令，可我到底不是和尚嘛。”
“别人在莫斯科怎样对你说的? ”
“不准跟女人发生关系。”
“噢，你还没有动身就骟了。你想干就干。我只给你出三个主意：别去窑子，别着迷，别搞朋友的老婆。”
阿拉莫基本上照办了。
搞秘密工作的人缠上了女人，真是后患无穷。白天，我们还能掌握自己的言谈，举止。可是，夜里谁能一定不说梦话呢? 对我来说，讲话还不算短处。我讲法语，口音特重，语法也不怎么样，可是，我是比国人嘛，有什么稀罕呢? 不过，也不一定逃得过细心的人。有一次，在比京，肯特慌慌张张来赴约。他对我说：“我让人看破了。我打电话租房子，房东问我是不是俄国人。”
“你把对他讲的话再说一遍。”
“先‘伤’，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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