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沃格尔和包利奥尔动身去比京，把事情抓起来。
首先得设法把肯特搞到巴黎来，把斯普林格搞到里昂去。还要发指示给伊兹布茨基，莱希曼和温策尔。温策尔立刻搬家，尽量把行踪搞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两个月内，跟情报中心暂停一切联系。 最要紧的是搞清楚被捕同志的情况。他们都关在比京圣吉尔监狱。巴黎去的那两位先跟参加抗敌的监狱看守搭上关系，打听到同志们的处境。原来德国人并没有搞清他们真的身份。阿拉莫在监里仍然叫阿拉莫。卡米仍然用他的假名字，叫戴斯梅。索菲叫做魏林顿。
他们在12月被捕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些情况。1942年4 月初，我们接到消息，德国人已经弄清了索菲的身份。卡米变了达尼洛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索菲说出真的身份，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德国人盘问得太紧，她说出姓名是表示好意，当然，这不过是表面。在她战斗的一生中，她一向都用假姓名。说出了真姓名也不会暴露踪迹。其次，她要隐瞒她出生在波兰一个叫做卡里茨的小城市。因为她的老家还在那儿，隐瞒得过便免得德国人报复。她这种用心，我们当时是不明白的． 卡米的动机却不一样。他搞过二十年地下活动，接触过的人很多，他不愿意为了他牵连许多人。于是，这个没有国籍的犹太人便在一次审讯特紧的时候，“招供”自己名叫达尼洛夫，是苏军中尉。他俄国话说得不错，可以取信。他说，他在1941年在维希的苏联大使馆工作。战争开始后，他被派到比京跟阿拉莫合作．他说除了同时被捕的人以外，他谁也不认识。德国人居然信以为真。几个月以后，德国人讲起苏联军官达尼洛夫，还有点肃然起敬，说他表现得很勇敢，什么也不肯说。他自称军官，实在非常巧妙。
阿特雷巴德事件过后，追索放慢了一阵子。丽达给了皮普上尉两个地址，其中一个是抗敌积极分子道夫的地址。这人是斯普林格的朋友。
12月16日，就是说在搜查阿特雷巴德街以后三天，道夫在五街开设的皮货铺里，看见走来一个人，模样很怪，自称是“大首长”叫他来找斯普林格的。道夫觉得不对头，让那人过四十八小时再来找他。他把情况告诉了斯普林格。斯普林格也觉得来人象个特务，劝道夫多加小心。
那人如约重来，道夫把他让进铺面旁边一间屋子，又在近旁安排了一位朋友，准备随时出来干涉。那特务果然掏出枪来，放在身旁。道夫全不惊慌，只告诉他说，没有找到斯昔林格。过了几天，他又在一辆停着的汽车里瞧见那个人，越看越象一个盖世太保。道夫一见，急忙躲开。
丽达交代的另一个地址很可能牵连到斯普林格，再从他那儿找到我们组织的心腔。这便是丽达的表妹伊冯·吉斯林格的地址。伊冯是斯普林格和阿特雷巴德街的联络员。这一次，盖世太保的特务做得比较巧妙。他们先派几个不怎样化装的特务去找伊冯，用意似乎要吓唬她，不是真要抓她，而暗地里他们却派人盯她的梢，想通过她发现斯普林格。可是他们这一手又没有成功。
在圣吉尔监狱方面，阿拉莫的消息却很叫人担心。跟我们有联系的看守，说他已经送往柏林。这事本身就非同寻常。
更古怪的是，后来又送了回来，登记册上改名为米凯尔·马卡洛夫。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发现，但也没什么稀罕。马卡洛夫大概是他的真名字。我们为了安全起见，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姓名。可是，我毕竟打了电报给情报中心查问这件事。回电是“肯定”。我马上又给局长去一个电报，通知他情况危险。
德军情报组织已开始围剿，但是走错了路。尤其关于阿拉莫，他们几乎失之交臂。就在皮普上尉搜查阿特雷巴德街的时候，好几位抗敌战士在法国北部被捕，其中有西班牙内战时安德烈·马蒂的秘书。德军情报组织就此认为这个法国抗敌核心跟比京的“红色乐队”同属国际纵队老战士的抗敌体系。我在上文已经讲过，阿拉莫过去参加过国际纵队。皮普就按这种想法，给柏林打报告，建议把逮捕的人送进集中营。这时候，杰林才出来过问这件事。以后，我还得跟他大打交道。
杰林是警探长，他以这个身份接到皮普上尉的一份报告。他不相信我们的组织跟法国北部的抗敌组织是以国际纵队旧人为纽带的。但是，他又记得他在破获捷克抗敌组织的时候，逮捕了几名苏联特工人员，供词中提到一个苏联空军军官，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
杰林觉得这个人特象皮普所描写的阿拉莫。为了把事情搞清楚，他决定到比京去找阿拉莫。他坐飞机去把犯人带回柏林。他没把阿拉莫送进监狱，只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十五天。杰林是反共老手，懂得一些心理作用。他的几子在空战中打掉一只胳膊，跟阿拉莫谈得来。杰林在他们谈论的时候，又去讯问监牢里的捷克被捕特工：认不认识阿拉莫? 阿拉莫有没有参加过国际纵队? 一面问，一面又把阿拉莫的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答复是肯定的：就是他。跟他们都是在莫斯科情报洲练中心毕业的同期同学。戏法就此收场。
杰林前进了一大步。他再把阿拉莫送回比京圣吉尔监狱。我们全仗看守的报告，才知道阿拉莫的真名叫马卡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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