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定以后，杰林给我介绍专门负责管我的人。这人名叫维里·伯格。他随时可以来看我，可以随便跟我谈话，兼管我的伙食，一日三餐由附近一个部队食堂给我送来。每天，我到院子里的花园去散步，也由他陪着。
他在这一桩公案里将占有不小的位置。他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脸蛋丰满，两手粗壮，要打人的时候就能狠打。
他身躯沉重，五十来岁年纪，智力不过中等，帮着杰林专心致志地演他那第二把手的角色。他是杰林的知心朋友，就他一个人知道杰林的秘密和他的雄心壮志，也只有他彻底了解别动队的特殊任务， “大赌博”的意图和措施。他在德皇治下已经以警探为业，魏玛共和国时期并未间断，随后又出力报效希特勒。他往往奉命经办微妙而见不得阳光的案子。比方说，里宾特罗甫去莫斯科签德苏条约的时候，就是他当保镖。
有些研究“红色乐队”的书，以为伯格是两面特务，往往把别动队的决定告诉我，这完全是虚构的。要真是这样，岂不太妙啦！
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和他发生接触，便有一种预感，觉得他有可能为我利用。我很快就发觉他这人有弱点，在生活里不得意，心情不好，不顺心的事太多，两个儿子在战争年代里死于白喉症，第三个儿子被飞机炸死，家也炸光，老婆经受不住，曾企图自杀，后来关进精神病院。所以从精神上来说，他是创痛深巨的。1942年年底，他和他的老友杰林都不信第三帝国能最后胜利。他为自己规定了一条行动指南，就别动队的范围来说，他准备两种结局：如果苏联和盟国得胜，他可以证明他对我很厚道，给我在“大赌博”里许多方便，如果第三帝国得胜，他又可以自诩为镇压“共党颠覆”的英雄。他加入纳粹党还不久，尽管满口纳粹八股，对于政治却显得十分怀疑。他对我说过不少意识形态方面的知心话，其中可以举出这样的说法：“我在德皇时代便当警官，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作，现在是希特勒的侦探，将来完全可以为台尔曼政权出力效劳。”
在开头几天，我借口进修德语，请他转达我的希望，给我一本字典，纸，笔和报纸。请求被批准了。于是我存了一线希望，尽管这不过是幻想，希望能给情报中心打个报告。至于如何下手，我可连影子也没有。就眼前来说，我已经很有道理不该悲观丧气。一个囚犯梦寐以求的东西，我都有了。
手头有了纸笔就有希望跟外界通声气。
事情当然很明白，只要看守人员不放松，任何东西是没法写的。看守一天换两班，七点一班，十九点一班，每次都换新人。值班的党卫军下级军官，熟悉了规章制度，无不战战兢兢，两眼老死盯着我，一忽儿也不敢放松。要达到我的目的，必须不换看守，让我跟他们逐渐混熟。
我下决心和杰林商量，便对他说：“你得承认，这样下去，我被捕的消息越来越难以保密。
半个月里头，看守换了五十多人。只要其中有一个快嘴，那末外边就会知道索赛街关着一个‘特种犯人’，我说五十多个人中有一个快嘴，还是少说了。”
我说话故意带开玩笑，居然触动了杰林。从这一天起，看守只剩了六个人。
我和伯格的关系也越搞越知心。每天在花园散步，他每每一鳞半爪地透露一点别动队的消息。我用来象七巧图似的拼凑起来，可以得出别动队的真面目，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计划，迷糊的东西就稍稍明确起来。伯格甚至给我讲一些柏林高级警察当局的情况。
伯格善于轻巧地说一些笨话。有一天，他毫无打趣的意思对我说：“奥托，你听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把事情搞好，战争早日结束。万一执法队把你押到刑场，我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我用同样的口气回敬他说，“万一苏联执法队把你押赴刑场，我也向你保证，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12月下旬，有几个“红色乐队”队员在弗雷纳监狱自杀未遂。柏林发来命令，叫把各人的手反铐起来。我受到优待，把手铐在前面。
这样一来，什么也写不成了。我向伯格诉苦。他表示同情，并说他很理解，铐着手是多么不好睡觉，然后教我怎样把右手脱出来。这时候，看守以为我铐得结实，各自酣呼大眠。于是，每夜，我估计两点三点之间最合适，我起来把我的报告写在小纸片上。
我又向伯格诉说，我的床太短太硬，他又帮了我一把，给我换了一张铁床，铺上软绵绵的垫褥。我发现四条床脚是空心的，正是囚徒们最好的保险柜。
我安顿下来过了几天，来了三个党卫军医官，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一遍。我马上问伯格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为的是检查你的身体，比方说，看看你能经受得住怎么样厉害的刑讯。”
我心想，他们一定大有收获。我在巴勒斯坦绝食，留下了后遗症：高血压和心脏病。但是我还是想多知道一些。伯格又说：“他们根据人类学，肯定你不是犹太人。杰林真是喜出望外。”
我差点笑痛肚子。后来才知道，杰林是怎样得出这么个结论来的。他认为如果我是真正的阿利安种，柏林方面会比较容易让我搞“大赌博”。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net/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找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