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安置在二层的一个房间里，家具陈设有田园风味；窗户并没有加铁栅栏，门总是关着的。人家通知我要是想到外回去，可以按铃叫看守的士兵，每天可以在花园里散步一两小时，但是绝对禁止同其他囚犯说话。负责看管房子的是一小队斯洛伐克籍军人，象他们的老板一样，整天喝酒，象节拍器那样有规律。他们吵闹得翻天覆地。听到他们打鼾和唱歌，我就起了逃跑的念头……我暂时忍住了这个打算，田为我还要在“大赌博”里扮演我的角色。夜里睡不着，我想象怎样打破门锁，打昏看门的看守，怎样把门反锁上，然后逃之天天。
我迁到纽伊几天之后，伯格告沂我说，我的“副官”
( 这是他对卡茨的称呼) 不久就要来同我作伴。我十分高兴但是，当我知道他被安置在地下室的一间房子，同叛徒舒马赫在一起时，我明白了。这家伙要留在他身旁，以便通过他来探听我的真正意图。舒马赫外号绵羊( 在黑话里就是安插在囚犯中的密探) 。他对卡茨说我玩弄德国人，他不相信我已经变节了。我向伯格抱怨这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手法，目的在于散播怀疑，叫人不相信我的话。于是卡茨身边的这个JJ良师益友”就马上给调开了。
卡茨到了纽伊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他有权来看我和陪我散步。我们知道房间里什么地方一定有个窃听器，我们便不动声色地加以利用，使杰林对我的真正意图不起疑心。
在花园里散步时，我们压低声音，用意第绪语或希伯莱浯，自由地讨论问题。卡茨伤心地怀念亲人，他们处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人家还告诉我们， “红色乐队”战士的家属同囚犯一样被当做人质。1943年3 月，肯特和玛格丽特到了纽伊。肯特从早到晚编杰林给情报中心的电报。电报以我的名字签发，但由别动队的一个专家来译成密码。我早先明确地说过用不着来找我，因为我对你们的情况全不知道。杰林收到情报中心的电报时，便来问我的意见，应该如何答复。伯格有时来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我常常有机会碰到我的“房东”，他是杰林和伯格多年的同事。他们彼此都是冤家对头。这种憎恨发展到势不两立，因为柏林方面通知波梅尔堡不得干涉别动队的事。
伯格劝告我说： “你躲着波梅尔堡一点，特别是他喝醉了的时候! ”
这劝告是多余的，因为难得他不喝醉……
一天下午，我同伯格从索赛街回来，听到了枪响。伯格看见我惊讶的样子，便把我带到花园去。波梅尔堡在那里踉踉跄跄，喝得酩酊大醉，手里拿着把手枪。
“可是他向谁开枪呢? ”我问道。
“瞧，好好瞧瞧！”伯格答道。
波梅尔堡搭了个射击棚，靶子是苏联和法国共产党领袖的画像，旁边还有许多画成犹太人的漫画，这就是巴黎盖世太保干的事。要不然就是酗酒，或者出动镇压。
波梅尔堡继续他的练习……每放一枪，身旁的狼狗便狂吠一阵。突然，波梅尔堡揍他的狗，一边嚎叫道：“别叫，斯大林，别叫！”
这时候，他看见了我，便对我说：“你看到我给我那条狗找到了什么名字吗?叫斯大林。”
“可是，”我回答说， “我认为这庸俗得很。在莫斯科，我也看到过有些狗叫希特勒……”
波梅尔堡激怒得或者说醉得发了疯似的，冲到我面前，用枪指着我说：“他妈的，奥托！”
伯格冲到我们中间来，用身子拦住我……”
后来，他责怪我太冒失了，“我们差一点出了大乱子，‘大赌博’几乎就那么荒唐地完蛋了！”
第二十三章 别动队中计
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从巴黎和附近的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我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全靠我向杰林提出了一个值得相信的借口，他却相信了。在我第一次受审时，我设法让杰林相信多年以来，有一个专门的反间谍组，十分秘密地保证“红色乐队”的安全。我告诉他我必须让莫斯科知道我通常去的地方( 咖啡馆，理发店，餐厅，成衣店，商店等等) ，以及我接头的时间。这样，安全组就可以跟随我的踪迹，但是我不认识这个组的人员。
我对杰林强调说，莫斯科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一个时期以来不在指定的地方露面。这是因为我被捕了，在我的报告里，我设法通知情报局长，让他打电报来要我到通常接头的地方去。接着情报中心来了电报，发出了这个指示。杰林疫有办法，只好同意让我出来。这就成了习惯。头两次，有两部盖世太保的汽车押送我乘坐的汽车。以后我外出，只由伯格和司机伴随。正象以后所见到那样，安排简化了是十分有利的。这样，我便到那些故意想出来的接头地点，例如福图尼街的一家理发店，蒙帕纳斯区的一家成衣店，豪斯曼大街的内衣商店等等。巴黎各区和甚至附近的咖啡馆和坂店都在我的路线上。别动队的特务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去搜索反问谍人员。这种费时失事的干劲使我十分开心。雷塞的警察机器在空转，‘红色乐队”还能自由活动的战士并没有受到干扰。
由于经常外出活动，别动队的警惕性放松了，注意力分散了。于是，通往自由的一扇小门终于渐渐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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