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杰林说；“这个特务马上就会被识破。肯特说只有我知道维拉，阿克尔曼的地址。不错，可惜她就在日内瓦……”
杰林的第二个计划也落了空。维拉藏在中央山岳她的村子里，一直等到战争结束。
第三个计划是肯特制定的，办法是派一个信使给拉多的左右手阿历山大·富特。杰林向我打听过去这类接头是怎样进行的。我给他出了这样的主意，以致第一次会晤时，富特就知道他到底是在同谁打交道了。
另方面，富特在回忆录里‘叙述说：情报中心通知他有危险，并命令他不要再答应其他的会晤，要注意不让德国的使者跟踪他，来查清他的地址。此外，杰林指示他的特务交给他要会晤的那个人一本大书，是用橙黄色十分显眼的纸包着的。书里面，密码电报就偷偷地放在两页粘着的书页中间。这个特务应要求把电报发给情报中心，并同他的对话人约定新的会晤。这种做法就足以把人暴露出来，证明他从来不曾担负过真正的任务。的确，必须有异想天开的想象力，才会在战时让一个特工人员带着密码电报越过边界。这些电报又藏在这样一本古怪的书里，即使最麻痹的边防军也会加以注意的。
当时，所有的材料都拍成微型胶卷，藏在衣服里面递送的。另外，正象我在前面说过那样，没有一个稍为有点头脑的人竟然会如此荒唐，想规定一个接头，而不需要介绍。所有这些怪事合起来，使富特给这个拙劣的使者吃一顿闭门羹。这个家伙只好空手而回。
十五天之后，情报中心给肯特发了封电报，对于派去的信使是个盖世太保特务，表示惊讶。杰林设法挽回面子，解释说，真正的信使被捕了。盖世太保派出一个特务，冒名顶替。
利用“红色乐队”打入拉多情报网的企图接二连三失败了，但是在瑞士进行的工作太重要了，柏林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席伦堡亲自负责对付拉多情报网的事。经过长期和耐心的努力之后，他居然把一个特务打进去。这个特务引诱一个在“三红”电台工作的年青女密码员露丝。不久，一对名叫马雄的夫妇，冒充苏联的老谍报人员，麻痹我们的瑞士朋友，给柏林拍发了关于情报网如何工作的情报。最后席伦堡对瑞士的情报机关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逼它解散整个拉多组织。
这些交涉需要时间，所以直到1944年，拉多仍继续给莫斯科拍发重要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是从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那里得来的。
杰林还碰到别的障碍，那就是“红色乐队”的经费问题。
在人员被捕之前，商业公司斯梅克斯和斯梅克斯戈提供情报网所需费用，莫斯科无需筹款维持。由于杰林打电报给情报中心承认这两家公司已落入敌人控制下，为了掩人耳目，自然就得索取经费了。
在这方面，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曾有机会向杰休提到过这个问题，并给他出了许多主意，使他大大出丑。我劝他先从比利时和荷兰做起，并要求先给温策尔一笔钱。于是，从保加利亚给他送来了一件“礼物”，这正好是他刚刚逃跑之后。在一个豌豆大罐头底部，藏着区区十英镑的款项。
别动队的人完全缺乏幽默感，他们设法解释为什么只有那么一点点钱。我给他们提出一个解释，使他们大为满意。我对他们说， “这简单得很，情报中心肯定要先检验检验联系是否畅通无阻，然后再送大笔钱来……”
他们便老等着以后的拨款。
关于荷兰方面，别动队要求给温特林克拨一大笔钱：情报中心回复说完全同意，但要求指定一个万无一失的信箱。
这些先生们高兴若狂，赶紧把一个前荷兰共产党员的地址报出去……但是情报中心发来的电报给他们泼了盆冷水：为什么把盖世太保所熟悉的一个地址报来呢?别动队十分狼狈，难以自圆其说。于是情报中心便主动叫温特林克同布鲁塞尔某工程师接触，向他要五千美元。别动队高兴得情不自禁，马上派去一个特务。那个工程师目瞪口呆，还以为是开什么4 月1 日愚人节的玩笑呢。别动队只好又一次画饼充饥。
情报中心还寻开心，再次捉弄他们，把一个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艾弗雷莫夫，说这个人欠下了莫斯科市政当局一笔五万法郎的款项。实际上正好相反。情报中心把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对方，是象征性地通知对方，到埋葬这个经费故事的时候了。但这种玩笑是别动队所不能明白的。
第二十四章布拉格的刽子手
1943年6 月，杰林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喉癌有了严重的发展。我独创的药方——我介绍他喝白兰地，但是，即使我不介绍，他自己也会选择这种治疗办法的——这个药方也不灵。他喝得愈来愈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不久就要退场了。尽管他向柏林写报告，次次都说胜利了。但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信心十足的。毫无疑问，为了让上司安心，他给柏林写道，大首长已经投到德国一边。但是每一次我同他长谈，他总是老话重提，表现出他的不安。有什么更深的原因促使我参加“大赌博”呢? 我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预料到苏联和德国会单独议和。
他并非深信不疑的，他知道我是犹太人，也知道我始终是个共产党人，而且是坚决反对纳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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