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茨一看到巴黎别动队的报告便跳起来；至少，那里在执行他的计划。至少，那里是懂得了。此外，潘维茨之所以更加深信自己的想法十分美妙，是因为杰林为了丑表功，加油添醋地宣传“红色乐队”的大首长以及其他队员如何变节，如何不费吹灰之力便投效德国。这样，他的计划是明确的：即设法得到任命，取代杰林。这个病号马上就要离职了。
为了达到目的，他便利用他所拉拢的一切上级关系。
我第一次看见潘维茨，想不到这个举动象个小会计的家伙，双手竟然沾满了捷克爱国者的鲜血。他假装斯文，好象只搞“高级政治”活动。他不久就可以如愿以偿了。他来得正是时候。他的柏林上司认为“大赌博”的头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在尽了一切努力——和作出了许多牺牲——博得情报中心的信任后，要更进一步，开展第二阶段。
事情本身也要求有一个新的政策。战争的势头变了。自从斯大林格勒一仗以来，红军象碾路机一样轰隆隆地压过去，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1943年7 月10日，美国人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被推翻。英，美军队在西海岸登陆的前景愈来愈接近了。柏林知道，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可能了。希姆莱，席伦堡，卡纳里斯等人对于最后结局已不抱任何幻想，所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单独同西方媾和上。从这种希望和这种思想方法出发，就可以理解“大赌博”在他们眼里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需要加快步伐。潘维茨就是带着这种指示到达巴黎的。
是的，得赶紧了。从1943年夏季开始，马丁·包尔曼——领袖的左右手——十分关心这件事。他不仅组织一个专家组，负责准备材料，以便为“大赌博”服务，而且亲自动手，草拟电报。希特勒也知道了，但是他肯定不知道他的副手们的真正意图。在反对这个战略的阵营中，卡纳里斯和里宾特洛甫占有重要的位置。外交部长的敌意是很碍事的。因为提供外交方面的材料，必须经过他的手。自从包尔曼亲自掌握这件事以来，局势改变了：他拥有必需的权威去压服里宾特洛甫和伦斯德特两人的抵触情绪。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大赌博”改名“狗熊行动”。我被捕的那一天，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子看见我时惊呼道： “瞧瞧他，这条苏联狗熊，我们终于把他逮住了！”所有这些战略家们都以为把这头野兽关到笼子里去了，对于这头野兽的爪子，谁也不去提防。他们忘记了这句俗话： “不要老熊未死就急于卖熊皮。。
潘维茨开始讲话。首先批评了他的别动队前任。他当着我面说：雷塞考虑这件事情，就象个低能的警探。至于杰林，他认为他太胆小了， “大赌博”开展得太慢。他给我进行解释，我也尽量装成专心听他讲的样子。他说，本来早就应该转入政治阶段了。然而，潘维茨的想法，表明他在了解情况方面，有严重的漏洞，虽然凭他的盖世太保经验，他可以识破一千零一种伪造和夸张报告的手法，但是，他对杰林给柏林送去的辩解报告，却完全象瞎子一样，看不出那些假事实。
别动队的新头头建议我从纽伊监狱迁到一座私人住宅去，并派人暗中监视。他对我申明，他认为，他的上司也认为，光用无线电同莫斯科联系不够了，在现时的第二阶段，应该建立直接联系。他怀着野心勃勃的计划，想派一个使者到情报中心去，告诉莫斯科，德国有一个重要的军事集团，想同苏联讨论单独议和的问题。这个特派员将随身携带一些文件，足以表明这种情绪的。但是，他的行李里，也带上相反的证据，证明德国另有一些派别，设法同西方商讨这种解决办法。
整个美妙的战略目的在于分裂反纳粹联盟。他死抱住这一点不放。潘维茨是相当低能的：这是一个正统出身的纳粹党人，头脑里装满了他那种所谓优秀民族的优越感。他很知道我是个犹太人，由于愚蠢地鄙视别人而瞎了眼睛，低估了自己的敌人。显然是因为陷入完全不自觉和中了假情报的毒，才会想象到“红色乐队”的战士竟然想到同纳粹分子同流合污。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一场生死搏斗。但是，潘维茨之流是不可能理解的。
希姆莱得悉潘维茨的计划，认为派个掮客到莫斯科去太危险了。潘维茨告诉我说：他害怕共产主义对一个牢靠的纳粹党人的吸引力。“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成员这个事例在他的心目中记忆犹新。象波森和哈纳克这样的人竟然成为“苏联特务”，一些在社会上十分得意的人，毫无经济上的顾虑，却投身于反对纳粹的斗争，这是盖世太保的人无法理解的。
潘维茨并不灰心。他向我提出另一个建议，这一次是促请情报中心派一个代表来巴黎。我毫不犹疑，甚至还假装十分赞成，回答说；我认为这个计划完全行得通。肯特也被问及这事。他咬定说；这个计划完全是空想。就象一个钟摆向两边摇晃一样，肯特又回到背叛的路上。他想向新主子表示忠诚，又倒向对面的阵营。他的老婆眼看要临盆了。他不是那种愿意牺牲家庭安宁的人。最后，还是我赢了。我对潘维茨解释说，如果继续把肯特也拉入“大赌博”，那么，全部事情就会成为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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