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阿历克斯那个组一直保持警觉，并且曾发现一些可疑分子的踪迹。这些人似乎在寻找我。他们到过卡茨以前在埃德蒙·罗杰街的住宅，到过盖世太保档案里列举的寓所。这些无恶不作之徒、拉方匪帮漏网的家伙肯定是奉潘维茨的命令要找到我，·要我的命。阿历克斯说他可以肯定。因此，我必须小心提防不要自我暴露，不为苦遍的欢乐气氛所感染，把自己送上这最后一批亡命之徒的枪口前。于是，我仍然留在梅尼街，处于半地下状态。
1944年11月23日，从苏联来的第一架飞机在巴黎着陆，载来了莫里斯·多列士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上校，他负责遣送莫斯科提名的俄国人返国。诺维科夫很友好地接待我，告诉我不久后就可以趁这架飞机返航之便出发。
等待的时间比预料的要长。1945年1 月5 日，我终于坐上飞机，身上带着苏联护照，用了个假名。我们一共十二人，其中有拉多，几天前，我才在诺维科夫住所里见到他，还有他的助手富特。
在欧洲的心脏，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因此，到莫斯科去的航线必须绕一个大圈。飞机首先向南飞行，然后经过马赛和意大利，到达北非美军占领的一个机场。在这个中途站过的两天是很愉快的，受到的接待好极了。我们同飞行员坦率地、兄弟般交谈。
我们又再起飞，首途开罗。拉多坐在我旁边，他丰富的知识使我受益不浅。我在前面说过，他是个地理学家。他给我介绍我们飞越的地区。其他的乘客并不健谈。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六十岁上下，白发苍苍，身材粗壮，一双有力的大手表明他是经常劳动的。他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绍说：“查里亚普涅科夫同志……”
查里亚普涅科夫! 我着实吃惊不小。
“查里亚普涅科夫，工人反对派领袖? ”
“就是我本人……”
查里亚普涅科夫是个冶金工人，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同科隆泰夫人一起领导过一个派别，在1920年——1921年间的党内，主张工会对国家保持独立性，并捍卫罢工的权利。当年，他对自己有一双长满了茧的手，是个真正的无产者，理所当然感到自豪，因此曾经受到列宁的嘲弄。有一次，正在讨论得热烈的时候，列宁向他喊道，“这位同志向来如此，又摆出他那真正无产阶级的身分来了……”
然而，列宁尽管不同意他所持的论点，但在取缔工人反对派的问题提出来时，却在中央委员会里为他辩护。我一直确信：同所有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查里亚普涅科夫受到了清党浪潮的冲击。他对我解释说：“在工人反对派失败后，我在列宁帮助下，离开了苏联，到巴黎去，当了个木工。观在红军胜利了，我决定归国，因为我热爱祖国。我写了信给我的朋友莫洛托夫，请他在这方面帮助我。他给我回了信，热情洋溢，鼓励我回来。我肯定他会坐汽车来机场接我的。我十分希望能马上再为党和国家出力……”
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尽管受到冲击，仍完整地保持着他年青时代的信念。他那种有点天真的热情是感人的。我对他表示祝愿，祝他不致于太失望……
在开罗，我们住在旧城的一个旅店里，到达的第二天，我同其他的旅伴一起到苏联大使馆去。所有人都到了，只有拉多不在。为什么他不跟我们一起来呢? 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便同其他人一起去买东西，把人家给我们的那点钱花光。这一次，拉多却在那里，但是，使我诧异的是，我发现他把他那一份钱留下来没花。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就在旅店前集合，等候公共汽车到飞机场去。拉多并没有同我们在一起。大家感到奇怪，便到他房间找他。人不在，床上原封未动，显然他没有在旅店里过夜。他会不会在旧城遭到袭击呢? 有人认为有可能，因为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
我吗? 我知道前一天晚上他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一个字也不吐露。当时，他到我房间来看我，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毫无疑问表明了他的意向。
“你了解埃及的生活情况吗? 你认为一个人能在埃及定居而没有什么困难吗? ”
拉多还是找不到……中午前后，飞机起飞了，首途伊朗，飞机的乘客只剩下了十一位。
这个时候，情况越来越坏。我真的以为要死在回莫斯科的飞机上了。我们飞了一个时候，天气变了，遇到了暴风雨，风卷着雨打在飞机上，但是飞机仍继续爬高。能见度等于零。机员脸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色。我们很快就明白机翼上开始……结冰了。空气变得稀薄起来。我们没有氧气面罩，逐渐感到手脚麻木起来。驾驶员们不停地呼喝着，竭力保持清醒。飞机继续攀高，大难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心里想，真荒唐，太不值得了，象我那样打了半辈子仗的人，却找到这个机舱做坟墓！
飞机终于不再攀高了，并且开始下降。我们一层一层地降落，重新回到了通常的高度。我们抵达德黑兰的时候，飞行员告诉我们说：天气不好，飞机偏离了航线。由于盲目飞行，一点东西也看不见，他们一直害怕发生最糟糕的情况。
命里注定，我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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