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我开始说，“格罗斯沃格尔，马卡罗夫，罗宾逊，苏科洛夫，马克西莫维茨都还活着。可以而且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关键在于你们是否同潘维茨还有联系……”
“他躲到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去了。我们是从可靠方面知道的……”
于是，我建议派两个熟悉“红色乐队”历史的军官到潘维茨那里去，告诉他：从1943年2 月以来，情报中心通过我的报告，已经知道“大赌博”的真相。他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挽救“红色乐队”被囚的战士。这样，战后处理他的时候，可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否则，就马上把底细通知希姆莱和包尔曼。如果他们知道了原来那么长时间都是莫斯科领导在那里牵线的话，就一定会追究潘维茨的责任，势必使他大吃苦头，因为他们仍然有能力给他算账的。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是完全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我的两位对话人郑重地答应向领导上转达我的意见。
我在莫斯科用了头一周的时间去写报告，有一个女打字员协助我。但是一天一天过去，我发现我头上的阴云愈积愈多。除非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看不见，不然的话就一定会明白我的苦难还远远没有到头。显然，我并不是受到欢迎的战士，起码人家并不认为我立了什么功。
我在给我安排的住宅里过了三天，内政部的两名军官才把我的行李箱带回来给我。原来，我在离开机场时，错拿了查里亚普涅科夫的行李箱，他的箱子同我的一模一样，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查里亚普涅科夫也发觉他弄错了。内政部的那两个军官是负责把箱子换回来的。
这两位使者的“身份”是很说明问题的：显然，查里亚普涅科夫也落在他们手里了。这样我就明白了：莫洛托夫当时给他写过这样热情的信，邀请他回国，现在是如何接待他这个“亲爱的同志”的。真是阴险透顶了。我心里十分难受，感到无限痛心和厌恶，想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多么不幸! 本来，他是那么高兴地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准备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却发现自己落在怎样的一个圈套里! 他在等候莫洛托夫的汽车，人家却给他派来了保安部的汽车，把他笔直拉到卢比昂卡!我的“副官”唯一的职责就是用他那双黄鼠狼般警觉的眼睛监视我。除了同我在一起的时间外，其余的他都用在房东的女儿身上……一天下午，他外出了，我走进他的房间，我发现的东西使我恍然大悟：这混蛋把一份报告落在桌子上了。报告精确地记录下我的一举一动，我在那上面看到了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更不用说那些栽在我头上的假话和无中生有的东西了。暗探加伪造犯，真是个理想的伴侣……于是我决定批改这个模范告密者的作业，在所有不正确的地方下面，用红笔划上杠扛，并在页边批上“撒谎”二字。
我的护法神这一天回来得很晚，第二天就人面不见了……无疑地，他宁愿抢在我前面向他的上司报告。
我回来以后的情况是不难作出总结的：几乎毫不掩饰，我成了个十足的囚犯。
人家又给我凋来个新副官，比以前那一个年青。他采用献殷勤的办法。他请我去看电影，我接受了……画面在我眼前一幕一幕掠过，但只能引起我注意几秒钟。我脑子里只翻滚着一个问题：他们要把我怎么办? 过了十天，那三个人又来吃晚饭了。象头一次那样，我一点也用不着操心，因为他们带来了丰盛的肴馔。
尽管佳肴美酒，任你享用，但是气氛缺乏热情。毫无疑问，他们是负责来盘问我的。我们先前的聚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佳，他们希望这一次，我的情绪会好一些。内政部的将军打破冷场：“那么说，”他问我道，“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回到我的故乡波兰去，但是首先我想同领导上谈谈! ”
他摇摇头，显然，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顽固不化的人。他的回答是干巴巴的：“要是你那么迷恋过去，奥托，那么同你谈这问题的就不是我们了。这要在别处谈了( 他很强调最后四个字) ，你明白了吗? ”
“我很明白，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我根本不想知道谁管这件事! ”
这太过分了。那将军站起身来，也不同我告辞，便和他的同伴一起走了。我可以倾家荡产地打赌，他们一定马上去报告了。我的态度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竟敢痴心妄想要情报中心作出解释，梦想回到我亲爱的波兰去，真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不可饶恕的野心啊……我发现，我们几乎没有触动桌子上的菜，这些菜却都是十分美味的。
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准备对付最糟糕的情况。反正我听天由命。一个上校来了，是另外的一个。我差一点没对他说：“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他对我说：“你得换个住处。”
我咬住舌头才不致于问他：那个地方生火不生火，铁窗有多厚。我收拾了东西，就跟他走。我们上了一辆汽车，谁也不说一句话。黑夜已经降临，但是我颇为熟悉莫斯科，可以估计出我们是朝哪个方向开去的……到了捷尔仁斯基广场，即使我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这时也消失干净了，那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就座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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