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成是"头",黄宝贤也是!
军人出身的林伟成性情火暴,和他恰恰相反,温良恭俭让的黄宝贤就是一头默默奉献的老黄牛。
在美方眼中,林伟成是政府从军方派来的,林伟成以国家大义为重,强令飞行员执行运送战斗装备的命令,最后导致双方发生强烈冲突。虽然后来在中美高层间紧急磋商后得到了解决,但一直和林伟成"磕磕绊绊"的合作让美方实在难忍,于是,毕业于华盛顿财校、原"中航"业务主任黄宝贤被提拔为总经理。
和前任相比,黄宝贤性情平和,凡事都和美方商量解决。一党独裁之下的国民政
府是个不折不扣的官僚机构,而这种机构的显著特征就是效率低下,随之产生腐败。
据陈纳德回忆,当他接受中国空军顾问这个职务后,蒋介石马上给他一张"大额"支票,并告诉他,此乃非工资而是用于政府间做事"打点"之用。(注六)此话足以把干瘦的美国老头听得目瞪口呆。连身为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委员长都要如此所为,其麾下可想而知。
邦德也叹曰,和中国人交往不难,难的是和中国政府、交通部这些"官府"的"交往"。
黄宝贤到任后,这些现象不能说不存在,但所有对外(主要是政府部门)的协调、沟通,一经黄宝贤"处理"后,起码单从"外表"看,要顺和得多。
黄宝贤也非整日慈眉善目充当和稀泥的和事佬,当邦德把英国人即将关闭滇缅公路的消息"透露"给他后,他马上转告国民政府交通部,为高层定夺寻找、开辟新航线赢得了时间。在中国的对外最后通道面临关闭之时,也是他,找到邦德,协商开辟新航线的途径、路线。同样也是他,在面对交通部发来的紧急通令后,斩钉截铁地立下"军令状"-开辟新航线是吾及"中航"之己任!
邦德经常在外,奔波在香港、重庆两地,来往于中国、美国之间(未沦陷前,邦德的眷属一直住在香港),每当邦德不在公司之时,黄宝贤把"中航"的一切工作处置得有条不紊。
采访的老人说,如果不是后来生病,也许黄宝贤不会那么早离开"中航"。
可以说,从1938年初黄宝贤被任命为"中航"总经理到1942年底离开,他的工作成就显著。如果说邦德是一个救火队的排头兵,那么黄宝贤就犹如一个承上启下的接应二传。国民政府、交通部和靠美方"技术实力"构成的"中航"公司都在黄宝贤的操持下合作得相得益彰。而他本人和邦德合作也相当不错,如果把冲锋在前的邦德喻为红花,那么黄宝贤就应该是一片踏实的绿叶。 邦德的报告写得相当"到位",蒋委员长满意、宋子文满意、交通部满意、"泛美"总部满意、"中航"公司中方高层也都满意,看起来一切几乎都是安排妥当。地面两军激战正酣,急需大量军需物资源源补充进来,如再没有后勤保障,一路狂奔似的退却也许还要再现。但话又说回来,只要航线开通,给养输送到,也许真能像外交部长所说的那样,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大反击也并非不是可能之事。
航线确立了,"中航"高层都松了口气,下一步就是等DC-3从地球那一端飞来,一俟飞机到来,航线将正式通航。
都没闲着。
宋子文继续在美国游说,游说军方,希望他们同意,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拉"来能驾驶"两个发动机"的飞行员从部队中退役,以便到中国航空公司来,黄宝贤躺在病床上组织人员就新航线开通后的事项一一落实,邦德好像是有点无所事事。他最后那份"形势报告"是在美国交给宋博士的,选择这个时机回美国是他要亲自到生产
制造DC-3的道格拉斯公司考察,以对还未到手的飞机性能、制造商实际生产能力有一个彻底了解。从美国回来后,国民政府、交通部正式落实了新航线计划,邦德又马不停蹄地带着夏普驾驶一架飞机飞赴缅甸。密之那机场及相关地面设施还有待完善,根据和英国人达成的协议,那里正在进行改造,他要去检查进度情况,按计划,密之那机场应在1942年初交付使用。
看起来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当中进行。
也的确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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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闷做事的"老黄牛"黄宝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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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都没有料到,1941年12月7日,随着太平洋的一声巨响,日本人突袭珍珠港,进而把战火扩大到太平洋和整个亚洲,对于已经踌躇满志准备打开国际通道的中国政府,对于已经全力以赴作好准备开辟新航线的中国航空公司,对于那些在前线苦苦支撑、焦急盼望军需的前线官兵,所有一切,顷刻间化为乌有!
历史可以证明,对于在艰苦抵抗中的中国,已经没有时间了!
注一至注五:邦德《开辟战时驼峰航线之起源》。
注六:《陈纳德回忆录》。
50驼峰航线 截断天道奔到此处,每个人都说奉令要最先撤退,英国人来了、印度人来了…什么"考察报告"、新航线、密之那,全顾不及,都被抛到了一边,目前首要的是,先把人安全撤走,把所有剩余物资转移到安全地方再说。
撤退在12月9日晚上7点开始,撤退地点是香港以北200英里远的广东南雄和西南内陆重庆。
所有能飞起来的飞机无一例外地都被击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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