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将军有一回说：“什么山头主义，华北的很多部队都分散出去了嘛，聂老帅这个人的胸怀真是宽阔啊！”
后来进城了，父亲主要精力放到整顿北京的治安和抗美援朝上，对华北军区的事情就管得很少了，1954年，中央军委免去了他的司令员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军区的事，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的印象中，偶尔有个别军区的干部来我家，请父亲帮忙解决他们的职务或其他个人问题，父亲总是委婉地拒绝。为此，还得罪了一些人。再往后，他主抓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就更是与北京军区没有什么来往了。
林彪、“四人帮”把父亲当成“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其用意自然还是通过把他搞倒搞臭，进而把北京军区的军权抓到手，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还能做点什么？(1)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夜之间成为“二月逆流反党分子”，这对父亲的打击是惨痛的。可以说有生以来，对他打击最大的，莫过于这一次。
出事以后，父亲召集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三位秘书开了个小会，他说：“我主观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成员，连累了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三位秘书当然知道，父亲是无辜的，谈话时他们都很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规定，家里的工作人员要削减，四个秘书只能保留一个。刘长明、甘子玉被“群众”要求回原机关参加运动，周均伦提出，他想离开，打算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周均伦心里想的是，北京太乱了，局势让人失望，这种情况下，呆在机关也没意思。
但是，父亲却动员周均伦留下。周均伦思考再三，决定留下来，继续为首长服务。他知道，首长是个正派人，不可能反党，这个冤案总有昭雪的那一天。他下决心留下了，并且一直陪同我的父亲走到人生的终点。
转机在一点点地出现，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毛泽东总是这样，他想保一些人，又不是全力地保。也许他认为，批一批，斗一斗，还是应该的。但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才使得“二月逆流”的参与者，没有遭到像彭德怀、贺龙那样的下场。试想，如果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同志都被打倒，乃至给整死，毛泽东还能依靠谁？林彪、江青一伙那可真要大摆庆功宴了，离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也就真的不远了。
尽管毛泽东有批示，但林彪、江青一伙阳奉阴违，严密封锁消息，以便他们在适当时机，继续抓住“二月逆流”做文章。
1969年4月，父亲出席了“九大”。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父亲在会上一言不发。他真的很疲倦了。
在“九大”上，父亲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把他选进来。但他们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他们就是这样从心理上折磨你。
1969年2月5日至10月中旬，父亲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来到北京化工三厂蹲点调查和学习。其他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也分别到工厂调查学习。叶帅到了新华印刷厂，陈老总到了南口机车车辆厂，徐帅到了二七机车车辆厂，李先念到了光华木材厂，李富春到了南郊木材厂，他们这六位被定为“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都下去了。
化工三厂原是个公私合营的企业，工厂不到1000人，设备非常简陋，都是平房，全厂连个沙发都没有，所有人都坐硬板凳，没有暖气。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团派了4个人到厂里抓点，他们对我父亲，一是保卫，二是监视。一般说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除了生病或中央有事，父亲每天上午或下午都去厂里，警卫参谋陈兆保和秘书周均伦陪他去。那年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坐在硬板凳上，有时候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听“斗、批、改”的发言，也真够他受的。最难受的是，他腿不好，上厕所很麻烦。厂里只有一个露天厕所，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小便还好办，如果大便，就很困难， 每次都需要有人把他架起来。时间长了，总不是个办法，警卫参谋陈兆保设法给他做了一个特制的便盆，上面是木头架子，下面放一个脸盆，需要时他就可以坐着进行。
2月19日，毛泽东突然召集这些老同志开会，交给他们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老同志们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对开展“斗、批、改”提出建议；第二个就是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会，座谈国际形势，也给中央提供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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