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主，都是事实，没有否认的必要……”他认为台湾是一个贫富最不均的社会。他举出渔民和盐民的穷苦来证明他的论点……他认为国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权完全依赖少数的特权阶级和严酷的独裁统治……对魏镛、沈君山、丘宏达等人的“革新保台”，他认为纯粹是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目的是在延长他们的专制统治……对“台独运动”，他认为对台湾的政治革新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根本无助，只会延长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台湾的侵略。他相信台湾人民要想“当家作主”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在台湾本土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独裁政权，第二是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奋斗争取早日和祖国和平统一。[9]
这些话在台湾公开发表，当局一口咬定是为匪张目，犯了“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台湾政论》被封，邱垂亮禁止入境。
国民党人接受当年《自由中国》的教训，对言论的控制，再不敢掉以轻心。《大学杂志》时代，基于政权的需要，略事开放，已一天星斗，稍有疏忽，后果可虞。于是当局重现铁腕，迅速后转。
一九七六年二月，宣判白雅灿无期徒刑。白在选举前，散发传单，提出二十九项问题，其中最闯红灯的是，要求蒋经国公布财产。
蒋其实没有财产，他自己从不贪污，他如有雅量，大可一笑置之，但当权派认为领袖最神圣，碰到元首
的事，此例不可开。以“政治煽动”罪逮捕。
五月，逮捕台籍著名人士颜明圣、杨金海，控以“意图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的罪名，的别判处十二年及无期徒刑。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和另一党外知名人物郭雨新，计划召开“国是会议”。
七月，逮捕黄华，黄是《台湾政论》总编辑，也是“从事颠覆叛乱计划”，判刑十年，其余尚有陈明忠事件，牵连二、三十人，黄妮娜被捕判刑。
政治上，一片萧索，仅剩下“沉默的大众”。
经济上，继续繁荣，保持快速成长，民众归心。
但是，和经国过去所标示的经济理想，相去越来越远，深为知识的子所不满，经济发展中的畸形，大致如下：
．是附庸的初级加工经济体系。认为企业集团缺少独立性，生产的计划和利益完全依赖外资股东的意向为准，对于任何资本的再投资，完全是采商业掠夺的心理，他们只求短期性的商业投资，而很少做计划性的工业长期投资。
．财富过的集中到少数财团手上。财团垄断土地投机买卖，且享有贷款、逃税、制造呆帐等特权。
．“国民平均所得”是假象，带有欺骗性。
诸如经济犯罪、资产外逃、商业投机、财团政治等等，毫无疑问为很多经济学者，以及关心民瘼的知识分子所不满。然而一个尽善尽美的经济政策，又到哪里去找呢？
政治言论受到箝制，改向文学发展，一九七七年八月产生乡土文学之争，论战的声势范围，甚至超过《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规模。
陈鼓应分析“乡土文学”的来源，是民族自信心和中国意识的觉醒，两个相结合的产物。而此种“民族自信”，又产生自台湾轻工业成长的基础。
作家们“在民族思潮与关心现实的引导下”，摆脱过去书斋式的作品，深入基层，关心民瘼，写农民、渔民、妓女、小生意人、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工作面貌，此类作品统称“乡土文学”或“工农文学”。
它的特点是，写实的、进步的、反杭的，假使不带有色眼镜，当局似无拉警报的恐慌。可是，党官们，神经过敏，竟指“工农兵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提倡了！”《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率先攻击，于一九七七年八月，撰《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发表在《中央日报》，点名批评尉天聪、王拓、陈映真等人，硬说：“乡土文学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危机。”且滥用“阶级理论”，乱舞手中三节棍。
后来，发展成围剿，加入诗人余光中，《中华杂志》的胡秋原，也挺身而出，站到被剿的一边。激辩的重心，由文学的功能，“扩延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推行所造成的诸种社会问题”。
这件论战的本身，殊无意义，但反映出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乱戴帽子、乱打棒子的卑鄙伎俩，以及做贼心虚的歇斯底里症。
“乡土文学”休兵不久，真正使经国胆战心惊的事件发生了－‘冲坜事件”。
有关“中坜事件”起因的分析，众说纷纭，惟以夏宗汉先生的见解，最言简意赅。
“因为缺乏强而有力的反对党，所以国民党不会遭受到有组织的挑战，但是也因为反对力量缺少组织，所以会造成众情激愤，不可控制的中坜暴动。而群情之所以激愤，比以往之更不能容忍国民党办理选举的偏私方式，主因在选民已今非昔比，其主流是属于新生代的青年们。”
夏宗汉认为：
“选民已经因量高而渐渐产生质变。配合了经济起飞、生活改善、都市人口剧增、九年国教、工业取代农业等因素，新生代本身具备了欧美国家群众对民主的热情。而在外交挫败，内部代沟日趋严重之时，新生代群众把政治上要求改革的热情灌注于选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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