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对人热情亲切，只是他冷酷的外型，容易制造别人的错觉，这里有个故事。
“当时我下榻圆山招待所，一天下午，我在草地上散步，王新衡兄陪他来看我，这是我第一次与他晤面。
当我们坐在草地上闲谈时，他远远看见薛伯陵将军从屋子里面出来踏下石级，预备上汽车外出，便连忙迎上去，替他开车门，薛一见到了他，就打算不出去了[奇Qisuu.ｃom书]，邀他里面坐，他大概是说不耽搁薛的约会，改天再来拜访吧。薛仍按照原定计划外出，他恭敬地送薛上了车，关好车门，直直地伫立着，直等薛车出了大门，才回头走向我们。
他那种诚笃谦逊视薛为父辈之恭敬态度，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2]
金门之行，这位《新闻天地》的负责人，提供另一个切身的经验。
“我们又去了金门，陪伴我们去的是蒋经国。这也是我个人与他六次接触中的一次。清晨八时二十分模样，空军运输机沿着台湾西海岸飞，窗外是蓝天与海水，他看着我们大家在试穿紧急救生衣，也帮助说明如何将救生衣充气，如何抛发黄色药粉。他对来往离岛之间（他来往离岛次数远超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不过他的行动报纸上从未刊载而已），以及各离岛的军事部署等等太熟悉了，一路上他在做我们的向导。
飞机飞到与金门之间最短距离时，低降到距离海面仅五百英尺高度，笔直飞渡海峡。
此次金门之行，足足有七小时在一起，我发觉他说话动作，对任何人－包括对我们这个小团体、对司令官、对士兵、对在金门前线受训的学生、对飞机驾驶员，都流露着一种亲切自然纯朴的味道，任何人似乎不感到面对着的是总统之子，他不令人不安、嗫嚅、紧张。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记者，政治把戏、政治表情，看得不算少，做作得再出色，也瞒不过我这双阅尽沦桑的眼的。蒋经国待人接物就那么自然，具有使人易于亲近的魅力，如果是做戏，真是做得太出神入化了。
回航中，他大概很累了，也许当晚还有别的需要他耗费精力的工作，他在机舱尾部，拉了几只降落伞拚在一起，倒身便睡下。
他在我们众人之前，在放在地上的降落伞上面呼呼入睡。
飞机在夕阳下似乎也很倦乏的慢吞吞飞向台北。
我颇欣赏这位躺在眼前的人，他并未顾忌这样似乎失去尊严（同机尚有他的部属，以及第一次谋面的我们访问团中好多位），也不觉得这是失礼，态度任意自如，习惯纯熟。”[2]
对长辈的谦恭，对师友的尊敬，在他身上，处处找到中国传统旧礼教的光辉，这一点，应归功于蒋先生庭训的贡献。
和亲属相处，或朋友间的来往，一般认为，北极熊的影响，对他的性格，产生不少反面的作用，如多疑多变，反复无常等等。
艾伦·怀丁教授，就这样批评他说：
“他从不信任别人，别人也不信任他。他的同燎们说：‘他太需要朋友了。’他不算是个现代人，他需要教育和吸收新知，在他周围是个小集团，但包围这位‘王子’的人们常在改变。很少有人永远和他接近。他个人的遭遇经历，几十年的斗争，形成他今天的思想和行为。”[4]
到一九七二年，他做行政院长以前，他的干部圈圈的确非常狭窄。江西时代，以留苏同学为主，南京、合湾时代，以青干班、中央干校的学生为核心。这些人的共同特色，对他忠诚，想法比较一致，排他性强。缺点：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知识领域都非常狭窄。才气纵横、性格飘逸如叶公超之流的人物，于是很不易在经国周围出现。
很多和他极亲密的战友，昙花一现，消声匿迹，如：
他苏联时代的同学高理文，一九三七年，陪他在奉化念过书（业师徐道邻），上海经济管制，担任主任秘书。到台湾后，栖身中央信托局，弄个顾问闲差，长此退而不休。
做过空军学校校长的胡伟克将军，五十年代初期，官拜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一度任政工干校校长，半年工夫，为王永树取代。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空军将领，风度、气质，均属上乘，但深受经国忌嫉。摘去纱帽后，一蹶不振。一十年前，抑郁而终。
曾任军统局处长，也是莫斯科回来的王新衡，以朋友身的，做他的入幕之宾。为时甚久。六十年代后期，不知何故至受到冷落。
不过，和衣复恩比起来，上述诸人，就幸运得多。衣复恩忘了“侍君如侍虎”的道理，经国一怒，换来五载铁窗生活的代价。对待部属，蒋先生那种温情主义，他极不以为然。
唯一和他保持永恒友谊的，是不久前去世的魏景蒙，魏和他的关系，非常微妙：朋友、客卿，部下兼而有之。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归天，魏可能是少数中的少数接到官邸通知的一位。魏在汉城，有人问他，究竟和副院长是什么样的关系？魏说：“‘我是经国先生的大茶壶，随时听其差遣。”[5]
近年，经国的“智多星”数元老重臣黄少谷，大小事问计于这位年过八十的司法院长，不时屈驾黄府，移樽就教。黄老成持重，忠心耿耿，故深为经国器重。
蒋先生时代的老人，经国上台，纷纷失势，难怪那位当过联勤总司令的黄仁霖，感慨系之。引用历史先例“前皇亲信的老臣，永难为后之来者所容忍”，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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