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清晨，下榻丰镐房的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急电两封。字数寥寥“……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等下落不明……。”
自戡建小组组长朱特立于前年八月在武汉“失踪”，这是半年来的第二宗众叛亲离，经国的感受，任何人凭想象，可以作出自己的结论。七日那天的日记，只字不提，只说了些和战方面的大事。蔡省三说：经国“曾痛哭流涕的向乃父作检讨”，报告有之，“痛哭流涕”未必，我们只好当“据说”，姑妄听之。
为了便于读者一窥全貌，预干总队兵变，宜详作交待。
贾亦斌行伍出身，后考进陆军大学。一九四六年夏，由彭位仁推荐，受经国赏识，由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组长，而国防部预干局副局长，而代理局长。
济南失陷后，国防部预备在长江以南，组织新军。时任次长的林蔚，问计于贾，贾说，干部可出自青年军预备干部，“至少一万人是不成问题”，这就是预干总队的由来。
一九四九年二月，总队调到嘉兴，贾自兼总队长，任命黎天铎、林勉新为少将副总队长，人员四千，设四个大队。
贾事后承认，“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各人要自谋出路”，“因此，我对国民党绝望，决心投向共产党”。前年十月，和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在南京中山陵取得联系。
贾：“……你看我们怎么办？”段：“要自己抓武装才有办法……。" [13]
最初，贾和伞兵总队第三团团长刘农畯，计划在南京起义，“把在南京的主要军政人员都抓起来，送到解放区去。”但因部队调派而未果。
贾积极布置起义的蛛丝马迹，溪口方面略有所闻，特派江国栋携带大批银元住在嘉兴的一家小旅馆里，暗中调查。三月上旬，贾应召前往奉化和经国举行面谈，经国丝毫不动声色，暗中通知南京，把贾的三项职务解除。代局长由徐思贤接任，总队长黎天铎升任。
贾虽解职，新命仅国防部部员，却无碍于起义行动。四月二日，接到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决定在嘉兴举事，“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过江。”
预定起义的日子是四月十五日。贾于四日潜至嘉兴，六日，为黎天铎获悉。因而日期提前。贾在《嘉兴起义始末》一文中这样记着：
“天色垂暮，李凯宾派了十几名学员持冲锋枪来接我，到西大营后，操场上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干部学员们正拿起武器，整装待发。见了我，纷来握手，气氛紧张热烈。我立即同学员们一齐到黎天铎的办公室和他谈判，学员们和他评理，他不肯行动。到午夜十二时，还是相持不下，我看时间不能容他再拖，就明白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叫我来的，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把我送到国防部，可以升官发财；第二条是跟着我们走．下令行军，到莫干山演习，限你考虑五分钟答复。’这时学员们有的把刺刀指向他的胸膛，有的把手枪对着他的后背。他见势头不对，叮得魂不附体，嘴唇发抖，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长官，你带的路不会错，我听你的。’这样，他才拿起笔来，下命令‘行军演习两天，”[14]
起义部队抵达乌镇，国军兼程赶到，七日深夜，分三路突围，黎天铎和潘振球趁形势混乱逃脱。贾历尽艰辛，走了七天，剩下几十人，逃到江西吉安。
从全局看，事变的本身，微不足道，即使贾顺利将部队完整地带到天目山，对国军的防御，并起不了多么严重的骚扰破坏作用。反正，民心士气，已听天由命，无再战的决心。国军阵前起义的，从东北的滇军开始，到徐蚌会战，层出不穷，亦见怪不怪。然而，预干总队，是经国的嫡系，含有“勤王”的意义。外界议论“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了”
预干总队能起义，住在宁波的绥靖总队，是否还靠得住呢？[15]
由于挫败中所得到的教训，经国到台湾后，全力发展自己的特务组织，控制军队，控制学生，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必然发展。“保密防谍”，疯狂推行，可能牺牲很多无辜的生命，但是，他坚信，是巩固领导中心的必要手段，多少代价，在所不惜。这是后话，此处不赘。
共军于四月二十一日，分三路渡江，国军宣传的长江天堑，汤恩伯居然不如三国时代的孙权，一夕间，江南变色，似儿戏一般。
兵荒马乱中，李宗仁和蒋先生，在杭州举行紧急会谈，下列对话，颇堪玩味：
蒋：“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会中匆匆决定：
（1）宣告和谈破裂。（2）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指挥陆海空军。
其实，这两个巨头会议，可开可不开，对人心、对大局，无甚补益，南京于二十三日失陷，风雨苍黄，世道沧桑，又岂是浩叹而已。
和南京失守的同时，太原被陷，内外形势之绝望，经国内心之沉痛，莫可言状。紧急措施，乃“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虑”，同日（二十四日）与夏功权处理有关溪口之事务，作永别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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